轉載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

[匿名者]

作者 獨立工會

要感謝向東網友推薦的署名王陶陶的文章 —— “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的現狀與隱憂”。作者以一個沒落自由派的立場，從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狹隘眼光出發，最大限度地、比較誠實和公正地分析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種種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如何導致“新生代”拋棄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以及“一個貧窮的新生代群體”為什麽必然“仇恨有產者”、必然“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

這個王陶陶是什麽人呢？查了一下知乎，得到了有趣的回答：“（在知乎上）有三個王陶陶。第一個王陶陶，是作為民族主義者的王陶陶。這把他和絕大部分逆民、公知區分開來。第二個王陶陶，是作為右翼保守勢力的王陶陶。… 他寫了很多關於革命的書，但是並沒有表現出對革命者的同情。相反，他往往維穩反革命。那麽，他維的是誰的穩？在知乎問題‘誰是中國最偉大的人’中，他回答是鄧小平，在提問‘為什麽中國科研落後’問題中，他回答中國科研體系被官僚控製，基層科研人員很難保護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被領導篡奪。從零零總總的回答中，都表現出他是個欣賞私有製西式國家的人。他希望中國成為一個私有化、市場化、西化的中國。因此，他本能地反感任何反資思想，華為251等反資運動中，王陶陶從沒有站過勞動者的邊。而知乎的主流言論同情勞動者，這是王陶陶口碑逆轉的原因。第三個王陶陶，是作為英美文明崇拜者的王陶陶。雖然他是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內心中是極度崇拜英美文明的。他內心中是希望中國人像盎格魯薩克遜人一樣，戰略上充滿侵略性，戰術上堅韌而懂得隱忍。而他對侵略文明的崇拜最終摧毀了他的理智，導致他變得像公知一樣仰望英美的一切。最終在疫情的判斷上，他失手了，堵上全部聲望，梭哈到了輸的一方。從王陶陶在知乎的起落，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網上民族主義者已經分成了兩派，一派向左，一派向右。入關學能夠成為顯學，是因為入關話術體系中，正好回避了左右辯經，以切美國人蛋糕為目標，暫時團結了民族主義者中的左右兩派。然而我認為，入關學遲早會在左右問題上分裂。用嵩縣的話來說，異端比異教更可惡。”

中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尤其是階級矛盾迅速激化的年代。這種激化必然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得到反映，在網絡時代就必然要在所謂“網絡輿論”上得到反映。王陶陶說：“從2015年以來，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為了解釋這種“巨大的變化”，王陶陶認為有“兩種關鍵性的因素”。“第一種因素 ... 即中西關系自2015年底以來的不斷惡化”。關於這個“第一種因素”，我們暫且不做深究。比較有意思的是王陶陶所講的“第二種因素”：“代際認知分化或者說代際矛盾”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這個欲言又止、雲山霧罩的“代際矛盾”到底是個什麽矛盾？且看王陶陶的解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代代的中國人受惠於開放和市場帶來的好處，尤其是知識青年，更是如此。60後、70後大學生畢業後，很快以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過上了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他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規則認同度是非常高的，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難理解任何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反感情緒。這種心態大致一直持續到80後左右，但到了90後年輕人中，則發生了真正的變化，至少相當一部分90後知識青年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認知與前輩不同。我們很難理清變化的時點，但新一代年輕人對市場經濟規則的看法確實是負面的，至少比前輩更不好。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中國新一代知識青年尤其是小鎮遷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識青年，在經濟上更崇尚財富平等而非自由競爭，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復雜化，甚至偏負面。”

原來，在王陶陶看來，“一代代的中國人”都受惠於“開放和市場”，包括了60後、70後、80後。然後，突然間，不知在什麽“時點”，“開放和市場”就不再給“年輕人”帶來好處了，從90後開始，“認知”就不同了，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的看法就“復雜化”了，甚至“偏負面”了。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裏，王陶陶口口聲聲講“代際矛盾”。不知道王陶陶是因為太年輕（如果是這樣，為什麽王陶陶不像別的年輕人那樣反感“市場和開放”呢），還是眼界太狹隘、還是立場太偏頗，整整一代、幾千萬60後、70後國企工人因為“受惠於”“市場和開放”而下崗和失業乃至淪為赤貧就這樣被輕松無視了，另外幾千萬60後、70後的農民工為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為了王陶陶筆下的“中產階級”享受物質繁榮而付出青春和血汗、付出數以億計的斷手斷腳、終於老無所養也被很淡定地被忽略了。

至於90後、00後，也不是全部都拒絕贊美市場、贊美開放、贊美私人產權的。網絡上大膽炫富甚至不惜“坑爹”的富二代、官二代按絕對數量來說沒有成千上萬也有成百上千。

王陶陶所看到的，果然是“代際矛盾”嗎？王陶陶是讀過一點馬克思的：“馬克思說過，經濟地位決定意識形態的流向，事實也果然如此。”但是，王陶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階級矛盾”這個詞，哪怕想一想，恐怕對於作者王陶陶來說都是十分恐怖的，因此，還是不提為好，不提為好。

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上述“三個王陶陶”中的哪一個。但是，從作者的自我介紹來說，我們可以了解一些梗概。據作者的自我介紹，他（她）當年也是在媒體行業裏工作的，“我以前曾經在一個媒體公司工作，剛開始一個月薪水是稅前4800，稅後3000多，後來上漲到稅前6000，稅後4900，最高時達到稅前8000，稅後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費是2000元，吃飯花費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個月省吃儉用，結余1000-2500左右”。稅前月工資8000左右，年薪就是10萬元左右，已經超過中國經濟的正式部門“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了。按照這個工資水平，王陶陶先生（或女士）已經可以位列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甚至摸到了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邊了。

王陶陶所描述的工作環境也帶有資本主義正式部門的特點：“我過去工作過的媒體企業還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證雙休，上班時間也不會超過8個小時，工作環境是比較安逸舒適的，雖然收入不高（？），但個人時間卻也豐富。”（問號是筆者加的）

後來不知道為什麽，是不是像付國豪先生一樣在一線城市混不下去了，王陶陶轉進回到了“老家”，最後謀了個“鄉鎮公務員”的位子，勉強還算在“體製內”。

所以，從王陶陶個人的事業來說，是有些失敗的，但是他（她）的可貴之處在於：雖處江湖之遠，不忘憂其君。王陶陶的“君”首先就是“市場經濟和私人財產”，曾經“苦口婆心地”勸“年輕人”對市場經濟要“感恩”、要“尊重”，卻得到了令他（她）啞口無言的答案：

“我憑什麽尊重這種狗屁規則？憑什麽比我畢業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沒有我優秀，卻買到了一座我現在需要三倍價格才能買得起的房子？憑什麽那些終日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的深圳房東什麽都不做，一個月收的房租比我這個勤勞好學的優秀工程師幾個月還要多？憑什麽那些房東打打麻將，一年房價上漲的好處比我一年勤勤懇懇工作還要多？我現在沒有錢、沒有女朋友、沒有時間，很快連青春和希望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讓尊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憑什麽？”

是啊，一種讓所有的勞動者都沒有房住、沒有“錢”（於是就沒有醫療、養老、子女教育）、沒有男女朋友、沒有可自主支配的時間、沒有青春又沒有希望、又被逼著996和007的社會製度，難道還值得任何“尊重”嗎？不要說“尊重”，應當問，“新生代”還能夠忍耐多久？

從這裏，王陶陶感受到了危機，感受到了恐怖。恐怖首先來自於“頹廢思想的出現”，但是更加恐怖的是“仇富思潮的出現”，是“新生代年輕人的激進左化”，是年輕人認識到“自由主義”就是“自由的壓迫員工、自由的炒作房價”。

怎麽辦呢？“自由主義”還能挽狂瀾於既倒嗎？不得不說，王陶陶的觀察比絕大多數自由派以及一些還在幻想著“聯合”自由派的“左派”都更加敏銳。他（她）為老自由派們的麻木和遲鈍而焦急、而惋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數源於體製內外的有產階層，他們往往傾向於將這種本質上服務於自己利益的思潮視為人類道德的唯一追求，並虛偽地自我感動不已。 ... 這些人不能理解中國新生代年輕人為何對自由主義如此反感 ...”

王陶陶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在一切“英美之外”的國家，“自由主義”行不通：“現代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有產者思潮，她體現了有產者實現有產後對政治權力和更大經濟利益的追逐。從本質上看，他對更渴望追求基本經濟利益的無產者毫無吸引力，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義者歷來只會把事情搞砸的原因 —— 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人數稀少的自由主義者依賴於無產者的不滿，卻在事成之後無法建立無產者真正渴望的經濟秩序，進而引發新的動蕩。”

這樣，王陶陶就用他（她）自己的方式，從他（她）自己的眼光，得出了一個重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中國這樣的半外圍資本主義沒有在資本主義製度範圍內實行自由民主、福利國家等階級妥協的歷史空間。於是，“自由主義”或者任何“有產者思潮”就對無產者“毫無吸引力”，因為這樣的“主義”或“思潮”滿足不了無產者的“基本經濟利益”。

王陶陶對於“自由主義者”的尷尬分析地也很透徹：“自由主義者”要奪權就離不開“無產者的不滿”，但是“事成之後”又給不了無產者他們“真正渴望的經濟秩序”。於是，等待著“自由主義者”的大概只有兩種前途，一種是，“事不成”，還有一種是，“把事情搞砸”—— 等待著真正的“王者”無產階級來收拾殘局。中國的自由主義於是正在無可挽回地沒落下去：“中國自由主義無論從各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既沒有時勢，又缺乏群眾的沒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識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龍。”

對於這樣的沒落，王陶陶當然很不甘心。怎麽辦呢？王陶陶想了兩個辦法，一個是祭出幽靈，一個是告誡“體製”。

王陶陶祭出的幽靈叫做北一輝：“我讀世界歷史的時候，常常感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被激烈的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意識形態所吸引，締造了北一輝引領之新生代激進民族主義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 歷史不會忘記，20世紀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在北一輝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思潮的引領下，打著‘尊皇討奸、斬殺國賊’的旗號，先是猛烈攻擊日本的財閥，隨後則是猛烈攻擊日本的官僚，最後發展到挑戰整個日本體製的程度。”

王陶陶祭出的這個幽靈確實能嚇到一部分小資，準確地說，一部分小資“左派”（有人管他們叫“學院派”）。這些“學院派”說：看看，中國青年的思想一旦被北一輝俘獲，成了“國家主義者”，那麽將會多麽可怕啊！對外侵略擴張、對內法西斯式鎮壓，天塌下來了，這可怎麽得了？對於這部分同誌杞人憂天的錯誤，我們另找機會批評（過去，紅色中國網已經論證了為什麽中國資本主義既不會發展為帝國主義也不會發展為法西斯主義，也不可能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裏僅僅指出，就算北一輝的幽靈能夠嚇倒一部分小資“左派”，甚至嚇得他們急急忙忙要與自由派“聯合”，這著實無補於整個中國自由主義正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大局。對於廣大的中國無產階級以及正在無產階級化的大批小資群眾來說，他們才不管什麽北一輝、南一輝。他們的實際問題是，誰能夠解決住房、雙休日、八小時工作製和男女朋友？誰能夠為他們自己帶來希望、為他們的子女帶來青春、為所有人帶來尊嚴？

但是王陶陶還有一招殺手鐧，是隱藏在北一輝這個幽靈後面的：“無論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支持者和捍衛者，這就決定了 —— 隨著資產價格的上漲和工薪收入的停頓，大多數新生代年輕人在經濟上與現有規則的矛盾會越來越明顯，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資本的低頭，會讓這種矛盾愈來愈難以掩蓋 —— 這種沖突，最終會難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階層 ... 裹紮著對富裕前輩的仇恨不斷升級的，最先被新生代攻擊的將是被稱為資本和買辦的企業家，隨後則是官僚階層，如果這種經濟矛盾不能緩和，那麽這種趨勢將很難停止。”

這一段，句句都是大實話。別看我們“自由主義者”與“官方”表面上互相攻訐，大家都是吃資本飯的，所以，“官方依然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支持者和捍衛者”；在要不要捍衛“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 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 —— “自由主義者”和“官方”是一致的，也可以說是一家人。所以，“自由主義者”解決不了 —— 毋寧說，已經無法再用“自由主義”掩蓋 —— 的矛盾，“官方”一樣解決不了。只要這些矛盾解決不了也掩蓋不了，“越來越明顯”，那麽，先是“自由派的瓦解”，接下來，“新生代”就會攻擊“資本和買辦”，隨後，就會攻擊“官僚階層”。

王陶陶接著說：“這樣的意識形態必然是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的，也是必然反體製的 ... 對此，應該盡早引起重視。”“自由主義對國家構成的威脅，絕不可能與之匹敵。”

這裏，有點圖窮匕首見的意思了。王陶陶在對“體製”、對“國家”喊話，你們眼瞎了嗎，你們腦子進水了嗎，你們難道看不出來，我們與你們一樣，都是“市場和開放”的支持者、“私人產權”的捍衛者，我們對你們是構不成真正的威脅的！真正的“威脅”、真正的“反體製”來自“一個貧窮的新生代群體”、來自“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和“無情推進均貧富”的意識形態。

實際上，一個“鄉鎮公務員”能夠看到的問題，難道“體製”看不到嗎？只不過，“體製”也有“體製”的難處，“體製”也是困在系統裏。要是鎮壓能解決問題，早就鎮壓了；要是收買和讓步能夠解決問題，也早就收買了。如今這年頭，“體製”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保江山的事都外包給“輔警”了；王陶陶之流的自由派不當“體製”的家，哪裏知道“體製”的難。至於什麽“星辰大海”、“切美國的蛋糕”，也就是讓那些荷爾蒙旺盛卻又找不到性伴侶的男青年們權充一下性想象的替代品，能騙一天是一天。真到騙不了的時候，“體製”倒不害怕北一輝。不過，還有比北一輝更加可怕的幽靈 —— 那顆真正的精神原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