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懷抱天下」的中國人 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脅

[匿名者]

一名26歲民建聯青年成員接受訪問（轉載註：關鍵評論網連結），講到為何愛國愛港，他答：「是由讀中史開始。」謂讀中史令人知道「國家」興衰，何以是今日的模樣，才會對國家有感情之類。接著就大談香港沒有國民教育，中史也不是必修科之類。

令人想到，2012年前後，香港開始又有一個學運年代，而且年齡還年輕化。不知是否因為新高中的中史不再是必修，然後又加上時事導向的通識科，對新一代有多大影響。當然權貴並不樂見，所以又有要求中史科復設必修的呼聲，也有人主張取消通識科。

一個 2600 多年前被 blame 的 victim

學校教的那套中史，其實很誤導。因為大多數人以為「歷史」二字就記載了「事實」，但其實不是。大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

中史科自古以來「文以載道」，文史不分，它的終極關懷首先是善惡，真實在後。例如春秋時晉靈公施政暴虐，民怨沸騰；大臣趙盾多次勸誡君主不果，君主反而起了殺心，但多次下手都沒成功，最後趙盾為避禍匿藏起來。最後晉靈公被堂弟所殺，趙盾復出，迎立新君，而晉國的史官董狐卻寫道：「趙盾弒其君」。

趙盾問史官為何入佢數，董狐卻說，因為趙盾為人臣，逃亡卻不出國，又沒有討伐弒君的亂臣賊子，所以他也就等於弒君。常人都會看出這種講法，近乎誅心，根據君臣倫理定是非，所謂 blame the victim，明明是趙盾被君主迫害，董狐扭曲事實，孔子卻稱讚為「書法不隱」的「古之良史 」— 雖然孔子也將趙盾評為「良大夫」，但大格局還是趙盾成了亂臣賊子。只差在未說那句「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吧。

董狐筆後來也成為某種史家或儒士典範，其講求「微言大義」，褒貶人事的「春秋筆法」，其實「是非」先於「真假」，為講好 moral of the story，歪曲事實是傳統。習當局主動要求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台灣回應不接受，中共就大肆批評「台灣破壞兩岸和平」，這當中的邏輯可古遠了。

在這套文明中，人的對錯不是由對錯來分，而是大部份取決於地位。「趙盾弒其君」是遠古例子，近的也有晚明的「清官」海瑞，其判案的準則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很多時期的律法，都是不太講究實際情節，而是先講究親倫地位。父親打死兒子，和兒子打死父親，都是打死，但處理方法就不一樣了。亂賊臣子做了甚麼，並不重要。趙盾沒做甚麼，只是被迫害，卻也落得弒君大罪名。也是同一條原則：寧屈臣子，也要為君主隱惡揚善。與上位者處於對立的一方，無論道理有多足，最後都是沒有道理。

這種由家到國，由個人修養到大帝國的構造、「關懷天下」的道德化歷史觀，最終在漢武帝一朝成為完整的儒教王權的宗教。「大一統」是不證自明、不能抵抗的。世上只有極少的東西有類似的屬性，例如「神」這類概念。哪個政權屬於「正統」，歷史上便出現像宗派教義辯論的問題，這是因為擁有「正統」的政權也得到了「天命」。這些都是「中華」作為宗教帝國的教義。這些也是十足的一神教風情。

其實中史科一向是有效的宗教及國民教育，薰陶出來的香港人，無不愛戀「文化上的中國」，即使他們有些自認反共，甚而九七前後投奔怒海移民，他們心底裡還是一個中國人。有了這一套打底，很難洗盡鉛華，重新來過。

中國文化最佳的類比對像是伊斯蘭，伊斯蘭移民到了外國，有自己內化的一套法律觀、道德觀、歷史觀和世界觀。所以才會有對於歐洲「伊斯蘭化」的疑恐。因為他雖然肉身離開了，但靈魂還是屬於那個等待復興的文明帝國。對中國人來說，機制也是一樣。今日很多已經成為外國公民的「華人」，一樣對崛起的中國搖旗吶喊，打從心底裡自豪，可見一斑。

中國人普遍不喜歡兩宋的原因

尤記得自己高中時讀的中史課，講到春秋戰國，課本是主張九流十家和各種政治勢力，都為「統一中國」而努力。雖然事實上他們是為了自己。例如我們都知道屈原投江的故事。屈原效忠和愛戀的對象是楚王，而不是周天子；而現代的一個中國的觀念，在當時也不存在。當時我年少無知，認為是課本偏頗，而不是中國就是自古以來講究大一統。而後來發現，課本固然有新儒家和中華民族主義者夾帶的私貨，但「中華文明」在骨子裡，本身就具足侵略性和帝國主義。

有些人認為「中華」在梁啟超創造「中華民族」這個觀念之前，並無現代的民族觀念。的確如此。但自古以來，「中國」有「天下」這霸道而貫穿一切的世界觀。對古人來說，國家是暫時的存在，悠久存在的是「天下」。「天」的代理人是「天子」，他擁有整個天下的主權，其主權沒有地理和族群限制，是一種滲透性和擴張性的準帝國主義。《詩經》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其餘在本欄已經寫過不少。這是一種宗教式的宇宙論。關於「一」、「全」、「大同」的崇拜，無不滲透於這套文化的「神聖來源」。

統治者的「天命」是將主權擴及宇宙，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便登山封禪，這是表示自己回應了「天命」。黃巾之亂之後，中國就崩潰了，之後便是一輪外族入主，中國幾乎鮮卑化。唐宋以後，「中國」的形勢已經不再一樣。「天可汗」是國際格局，比起秦漢的「天下」還踏前了一步，並且更多輸入中亞文化和人種的影響，但之後體制就崩潰，或者說「中原」被異族顛覆。

宋雖然自認正統，但遼國和西夏國並非游牧民族，而是擁有體制的強大國家，宋被扯入國際秩序之中，受條約和均勢所限制，不再是天下的霸權。

兩宋的知識份子非常焦慮，做了很多文章來申明自己的正統性；今日的中國人，大多數對兩宋評價不高，因為那不符合一直流傳下來的「天下觀」。天下應該只有一個統治者，而那統治者是唯一、至大、無窮的，但兩宋卻只是「列國」之一，不能為所欲為，竟要跟異族簽「外交條約」而不是作為宗主接受「朝貢」。兩宋又不是秦漢帝國或「天可汗」，不能四處「征討」異族，有失「天朝體統」。中國人更願意認為蒙古人的所謂元朝，或者乾隆的「十全武功」更適合作為「中國」的代表。

中國是不情不願地假裝民族國家

事實上自認為世界中心，或者自認得到了擴張的「天命」，是很多原始宗教和文化都有過的現象。蒙古人的領袖在事後當然認為自己得到了長生天的祝福；羅馬帝國的皇帝則進行自我的神格化。至於基督教文化的 Christendom、伊斯蘭的哈里發國，則是「中華帝國」的同類。中國人會認為這些「異族」很殘暴、歐洲的宗教戰爭很無謂，但中國皇帝打著統一天下的旗號去打仗，不少中國人又認為是值得、必要，有價值的，但同時又會口誅筆伐日本人打著「統一」大東亞的名義去打仗。

其實越是古老的文明，就越有其殘暴的古性。嚴格而言，只有基督教世界從了良，因為教會在歐洲被宗派、市民階級、科學、民族國家等等所顛覆，不能再作惡。日本被美國人打殘和「教化」，也安份了。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是活得還不錯的兩個體系。這兩大文明就像兩隻千年老妖，原來在地下長眠，因為地上大興土木而被迫醒來，被拋入現代國家和條約體系之中。雖然被迫穿起現代人的衣服，人模人樣的過活，但內心是不情不願的，他們總是在找方法「超克現代」，要回復自己的「本性」和昔日的榮光。

「哈里發國」在敘利亞的短暫重建，外面就包著這層古老信仰；習近平的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一樣以超越「現體制」為目標。現體制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劃定了就不要亂來，但原來的帝國就覺得委屈了，因為帝國一向是管治多個民族的。

很多人認為共產黨來了，中國才變壞，中國以前是溫柔恭儉讓的。不妨想像中國在70年前的內戰結果倒轉，今日的大陸執政黨是國民黨，共產黨則退守台灣。大陸國民黨擁有整個中國的力量，他們也一樣會對台灣文攻武嚇，一樣會說「統一中國是中國人的神聖使命」。因為所有中國人都對「天下帝國」的遠古概念，有超越理性的神往。

你問十個中國人為甚麼支持統一，他們都答不出甚麼實際的。英語民族之後分了好幾個國家，他們會說「中國不一樣」，「中國例外主義」是中國人在這現代世界的信仰。這宗教也是有聖經的，好像以前的四書五經，《三字經》、《弟子規》，從帝國的建造，到個人的修心養性 (而之後建設帝國)，都是那個信仰世界的一部份。

一國多制是帝國的特權

中國法學者強世功以前講香港和中國憲政問題，總是極具啟發性，因為他不會裝開明，把帝國的企圖講得十分露骨，正如高壓的前特首，反而是香港反抗者的啟蒙者兼良師益友。

在強的「香港論述」中，香港「一國兩制」如何操作，對於中國是否能夠作為帝國重新復興，至關重要。香港政客主張的「一國兩制」，是中國和世界體系和結條約，建立平穩關係的橋樑，「一國兩制」成功，是中國正常化的證明 （而現在已證明失敗）；強世功的版本則是反過來，他認為「一國兩制」從來不必順從香港菁英那種「凍結過渡期」的要求，而是將香港人的港英遺痕抹走的開始，而這過程將是痛苦的，因此不能亦不必取悅香港人，更不需在乎世界體系的想法。如果信守承諾，反而是中國對世界體系的退讓，即帝國的失敗。

對強世功而言，「一國兩制」對中國的偉大之處，在於中國可以通過這種機制，對非中國地區（即香港）進行滲透和演變的練習。在過程中，黨國超越了西方主導的民族國家編制，「一國兩制」是「越界行為的回歸」，對西方而言是新奇，卻同時喚醒了中國文明古老而周行不滅的天下慾望：在「黃金年代」，「天朝」就是如此行事的，其勢力不會被一條清晰的疆界局限。帝國從來就是一國多制的，反過來說，就是多制「證成」了帝國。

習近平對台灣要推銷「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因為這是中國向外擴張的唯一模式。因為有了港澳這兩個成功例子。在強世功和陳冠中的古老論戰中，後者對此者反問：「難道強世功認為鄧小平是想中國再成為帝國嗎？」現在這明顯已不需用問號。這個模式在未來也會被用於其他非中國地區。一帶一路的理想，就是對中亞、南亞和非洲輸出香港模式：先以經濟建立影響力，然後是文化影響和統戰，最終建立封建式關係，再由封建到郡縣，由間接管治到直接管治，改土歸流，吞併到「內地」之中。

看中國的學術界或強本人對大清「帝國技藝」的傾心，就可知一二。大清的技藝，在於大清在各個地區進行「一國 N 制」的分而治之，在新疆、蒙古、西藏、西南、漢地，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體制，以此將統治幅度擴至極限。中共的帝國學，便是追認自古以來中華文明的這種特性，只是反而是異族建立的大清發揮到極致。

故中共承認蒙古是正統，大清更是正統中之正統。蒙古和女真人是異族並非重點，而是因為他們將侵略和管治異族的技藝發揮至極，所以其更得「中華」之精髓。比較先進的人會指出，中國不是民族國家，所以異族沒有需要同心同德，但恐怕帝國論者反而以「非民族國家」而自豪的，他們反而認為中國能統治異族，正顯示中心的強大。正因為中國不是民族國家，而是「治理體系」（可以留意近年中國文件和文宣中，「治理」二字出現極為頻密），這就是中國的獨特性，它是永不止息的擴張。

所以讀歷史不只是可能對「國家」產生感情，更通常是對一部擴張史的接受和追認。跟加拿大或德國為代表的那種不斷反覆追究過去，反省並批判自己的國民教育不一樣，中國的國民教育從來融在文史哲之中，視擴張和戰爭為正義，是一種隱性的帝國主義教育。

「對中國歷史文化山河有感情」，聽來很樸素，但其實就是這種文化土壤產生了「戰狼」文化。中國人移民到了外國，威權人格極少改變，中國崛起的時候還是大批心馳神往的人；愛戀著民國的人，面對過去秋海棠的地圖，還是會黯然神傷，因為民國的領土已沒那麼大，「外蒙古」獨立了，他們感到大帝國不再。

這就是地球上十幾億人共同分享的中華文化。

擴張熱的溫床在我們的腦海裡

64事件半年後，司徒華接受港台訪問，表示繼續支持回歸，原因是：

「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地方，回歸母體是必然的事實。雖然當時的政權很多地方我並不同意，但假如一個國家對屬於自己的土地也不收回，沒有民族自尊，這個國家和政權是要不得的。我們作為中國人，回歸祖國與十一億人民同命運是很應該的。過去百多年來，我們好像很『僥倖』與中華民族的苦難脫離，但亦有點自咎。所以不論前景如何，我還是支持收回主權，『六‧四』事件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這就是中華的天下信仰。縱然傷害香港，但為了神聖的統一事業，做人肉炸彈殺死自己也是甘願的。這怎樣不是宗教呢？

有人認為反對傳統，五四也做過，沒甚麼好結果。只是沒看到很多五四知識份子也是大國沙文的，他們選擇新派思想只是希望為大國招魂，希望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夠再次「強大」。說到底五四只是為了拯救中國，但中國就是那問題所在。

袁世凱稱了帝，現在又有了習，很多人才覺一個世紀以來，原來只發了一場夢，甚麼都沒改變過。因為群體的反省和批判不夠力量，溫情的歷史和文化還是繼續傳播。文化上的中國人，對自己的宗教式國家從來是（錢穆所說的）溫情敬意太過，歷史則是教會刪節選取過的福音書。當一般人走入歷史書的殿堂，便看到滿目的聖人雕像，從周公孔子屈原、唐宗宋祖、文天祥岳飛，多漂亮，但現實是神父在告解座搞小男孩。

我不是主張棄史束書，只是從第一身的經驗回顧我們的歷史教育，便是如此落後。自認比較西化自由的香港，普及歷史觀其實亦等如基本教義派的沙漠宗教，長年不受其他史觀的碰撞。諸如從中亞、印度、東亞、華南地區看「中原」看中國，跳出自身的單一視點去出入全局，是很晚近的事，而且不少還是外面傳過來，例如日本。太多人認為只要不歸屬某個政權，而歸屬「文明」，就高尚了，安全了，其實也是不究竟的看法。

超越政權和疆界的天下歷史觀，是擴張熱的溫床。歷史只是演義故事，如果沒有各種史觀的反覆約束，中國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對自身文化的無條件高舉、無條件自信，那是一頭深海中久不久就冒出來食人的怪物，而其他人只是正當自衛，追求自由，就成了弒君或者分裂國家的大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