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反啟蒙、法西斯、基督教與伊斯蘭──觀念的力量和人文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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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考特・蒙哥馬利(Scott L. Montgomery)、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
    結論:觀念的力量和人文學的重要性

    (前略)
    反啟蒙

    面對西方啟蒙運動的重大勝利,反啟蒙一直是、也持續會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反動。法國大革命的過激(從暴民統治和恐怖統治,到拿破崙的軍事獨裁並向全歐洲開戰),鼓動了支持政治和道德傳統的宗教與君主制反動。但隨著十九世紀的開展,因為所有的經濟和社會變遷,事態變得越來越清楚:呼籲要回到過去,已經不夠了。欲動員意見想法,提出的回應不能只是希冀恢復革命以前的時光。在十九世紀後半,許多不同的思想線索匯合在一起,為以群眾為基礎的反自由主義提供了哲學根基。

    在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後來的吉姆・克勞法,以及持續往西部的擴張,為「優越」和「劣等」種族的理論,建立起意識形態正當性。某種非常相似的東西,也為侵略性衝動提供合法性,讓極度擴張的歐洲帝國主義在非洲和亞洲建立殖民地,特別是國內較傾向自由主義的英國和法國。最後,許多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知識分子,無論左派還右派,都有一個日益增強的想法,即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是異化、腐敗,無可救藥的虛偽,且非英雄、愚鈍,又循例呆板。這個想法促成許多有影響力的哲學陳述,呼籲一個新的、更有活力、反民主,甚至反啟蒙運動的回應,以清洗積累各種機能障礙的社會。

    歐洲國家不斷茁壯的民族主義和殖民侵略性,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也讓上述傾向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轉化為災難性的政治反動。法西斯主義不只崛興於歐洲,也出現在最能理解西方進步的亞洲社會,主要是日本。到了一九四○年,在英語世界之外(最強大的美國,及其最後的盟友英國),啟蒙運動似乎已死。歐洲大陸上,只有瑞士和瑞典仍維持自由民主。歐陸其他地區不是被希特勒及其盟友占領,就是被史達林統治。在拉丁美洲,法西斯觀念和各種不同的獨裁政權大行其道;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猖獗一時;非洲和中東則和之前一樣,主要是殖民屬地。

    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最終被擊敗了,但代價極高。而法西斯主義背後的各種觀念並未消失。理解較自由的觀念源自何處非常重要,知道法西斯觀念為何及如何發展、增生,也同樣關鍵。新版本的法西斯主義已經存在,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壯大,而非萎縮過時。

    最後,我們感到有必要處理兩種宗教極端主義。它們也否定許多(如果不是所有)啟蒙運動的解放和進步觀念。我們顯然不同意它們,但堅持要嚴肅看待其背後的觀念並加以理解。它們不是未加思慮、非理性情緒和迷信的簡單產物,這是它們有吸引力的原因。就像面對我們支持的那些嚴肅觀念,對可能有反感的觀念,我們也必須去理解、視其為真地加以關心。
    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成功地動員群眾支持,對啟蒙道德做出反動。毫無疑問,在義大利和稍後的德國,法西斯主義回應的是自由秩序真正失敗之處。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繼之以一九二○年代的經濟不確定性,當然還有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新蘇聯實踐的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以及墨索里尼和後來希特勒與日本軍方的法西斯主義,都允諾要解決這些問題。如此一來,在這些主要國家,在其拉丁美洲和較小型歐洲國家的旁支,以及在左翼的史達林蘇聯,自由思想、自由市場和尊重個人權利等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都被視為軟弱、腐敗和沒有效率而遭到摒棄。

    在二次大戰及法西斯強權被擊敗後,右翼的反動看來好像已經告終,但事情並非如此。廣泛流行的反猶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極端民族主義並未消失;而在世界許多地方,對西方(已經是以美國為主,而非英、法)自由主義的批評仍具說服力。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共產主義和受馬克思啟發的左翼第三世界意識形態,都無法解決前殖民地地區的問題。這為更右傾的轉向打開一扇門,再次引發若干和二十世紀前期如出一轍,摒棄啟蒙運動的傾向。

    在俄國和中國,獨裁、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是個強大的思想力量。結合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和偏袒特定腐敗、有政治關係的大企業,則重建了某種東西,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管理其社會的方式驚人的相似。當然,無論是後共產的俄國,或仍宣稱是共產主義的中國,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法西斯。但他們拒斥民主和西方,政治上不寬容,卻又同時嘗試扶植科學與科技創新,這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先行者並無太大不同。這在較小的強國也是如此,特別是在中東。從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土耳其,到教權支配的伊朗,以至軍事統治的埃及,至少在二○一○年代中,和前述相似的元素似乎普遍流行,或是正朝此方向發展。所有這些例子的結果,都不是預先注定的。但驚人的是,許多相同的反民主、反啟蒙運動的市場與個人自由論點,都重新變得流行,猶如它們在二十世紀前半那樣。

    回到這些較早的辯論,可能會令人震驚。只要改動一丁點用語和參照,它們看來就跟以往一樣具現實意義。
    基督教基本教義派

    在美國,許多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都為這件事感到十分吃驚:在過去數十年,針對啟蒙運動自由主義和現代科學的宗教敵意,事實上有所增長。這來自相當高比例的福音派基督徒及其眾多組織。從一九七○年代開始,他們便在較高層級上,投入反動的政治和社會行動。這群虔誠的美國人,強烈拒斥以達爾文演化論為主(但不為此限)的現代科學。他們認為,將權利擴及性別弱勢族群,和賦予女性合法的墮胎權,是在散播不道德、不信神的腐敗,否定《聖經》教誨,並威脅到整個國家。因為在上帝眼中,國家的地位將因此降低。尤有甚者,這種宗教性得到數十年來傳教工作的推展,在世界較貧窮的地區取得驚人成就,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

    就眼界而言,美洲新教福音主義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相當不同的。福音派擁抱美洲啟蒙運動的重要觀念,包括個人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他們是美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支持,並在十九世紀時成為一股主要的進步力量,努力幫助窮人、提升工人與婦女的權利,並終結奴隸制。他們傾向將美國工業主義的發展和現代性,視為上帝之國在應許之地的面向。人們必須接受這些面向,即便它們帶來的問題需要採取若干有益的介入。但就如南北戰爭在許多其他領域所帶來的影響,福音派也因為戰爭產生深刻分裂。在南方,福音派清教徒遠離現代性。他們在白人教會中聯合,持續憎恨北方,帶有種族主義,支持吉姆・克勞法的隔離,也不信任現代的進步。在國內的其他地方,特別是東北,福音主義的進步傳統在十九世紀末,於社會福音運動中得到復興。

    基本教義派始於對兩個現象的直接回應,就是社會福音,以及拒斥《聖經》無誤論的強力新證據。它要求回歸超自然基督教的「基本」(“fundamentals”),和作為上帝原汁原味話語的聖典。到了一九二○年代,這個回應已滲透進南方多處和部分的中西部地區,是個尋釁啟戰的運動,冀求禁止講授演化論的新法律。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也就是著名的猴子審判的一個世代後,這種宗教特質看來似乎注定被淘汰。但在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當美國變得越來越保守,它便作為一股政治力量捲土重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基本教義派的福音人士,在某種程度上與宗教右派的天主教結盟,並開始了解疏離的美國白人的許多不滿。他們因少數族裔崛起、移民,和受高等教育且更富裕的菁英而感到邊緣化。這些基本教義派福音人士聚焦於共和黨,在政治影響力上,歷經一段羽翼飽滿的復興過程。

    如果這個現象背後的諸般觀念,在政府中上層取得影響,會發生什麼事呢?美國將變成其開國元勛永遠無法接受的模樣。拒斥如生物學、地質學、氣候研究等科學,會讓傑佛遜、漢彌爾頓,以至於麥迪遜、富蘭克林、華盛頓、亞當斯、傑伊和一大批人心生厭憎。提高一個基督教派別的地位以凌駕其他宗教,甚而在聯邦和州的層級上具有支配性影響力,是否定深嵌於憲法和《獨立宣言》中的啟蒙原則。諷刺的是,這也牴觸福音派自己在革命時代所提倡的東西。雖然在理論上,大政府將被擱棄,但干涉家庭生活等個人權利的舉動,和帶種族色彩、對抗「外國」影響和移民的做法,也將損害長久以來的美國價值。

    基本教義派勝利的趨勢能否在美國進一步擴散,頗值得懷疑。基本教義派對許多問題的僵固解答,對某些年輕福音派來說顯得無濟於事。年輕福音派人士認為,美國社會正處於變遷之中,要求擴大形式的社會正義與同情。啟蒙運動關於思想自由和接受多元觀點的理想仍有力量,基本教義派勢必會與這些理想產生衝突,而衝突必然將削減基本教義派的不寬容程度。但無可否認的是,作為一股世界勢力,這種宗教性格背後的觀念也有其吸引力,必須嚴肅以對。他們已透過特定方式證明其活力(即便看起來似乎一直固定不變)。也就是說,在基本教義派的例子中,觀念的力量,和理解其根源、力量及何以能說服這麼多人的必要性,也顯示我們必須閱讀、分析那些奠基性的文本及評注。
    激進伊斯蘭教

    在當代世界,很少有像極端穆斯林薩拉菲主義的興起和綿延這樣的關鍵問題,可以如此清楚地反映觀念的力量。美國的「反恐戰爭」已殺害很多暴力的極端主義者,並與他們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東等地交戰。非常多的穆斯林政府和俄國都攻擊、鎮壓這些人。但在非洲、中東、南亞與中亞的許多地方,他們仍持續如腫瘤般轉移,並一直以新的型態重新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尤其是後者),他們也被視為威脅,因為這些地方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少數族裔。

    這就回到本書一開始徵引的雨果名言:「軍隊來犯尚可對抗,觀念來襲萬難抵擋。」這不是說薩拉菲主義會在多數穆斯林國家取得勝利,更不用說在全世界。長期來看,它可能無法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但「阿拉要求之聖戰」這樣的觀念,在活躍的少數派之間已根深柢固。僅將其當作某種非理性,或能夠透過野蠻武力加以根除的病理現象,則犯了歷史上某一類人所犯的相同錯誤:這些人都想藉由暴力鎮壓,來消滅其他種種強大的觀念。

    關於薩拉菲主義的興起和存續,固然有不少經濟和社會政治方面的理由。但同樣甚至更重要的是,它背後有著一個觀念,關乎伊斯蘭教的恰當角色,伊斯蘭教在世界的地位及命運,和其真正敵人是誰。將這點表述得最好的是薩義德・庫特卜。在被處決的半個世紀後,他仍持續鼓舞數百萬人;影響力幾乎等量齊觀的印度——巴基斯坦教士毛杜迪亦是如此(他還為庫特卜的若干觀念提供基礎)。欲理解這個意識形態的根源,需要對其歷史背景和形塑其思想基礎的關鍵文本有所認識。若只是加以簡化並流傳於世,它們仍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鼓舞更多的薩拉菲主義者。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一樣,在這個多頭運動的中心存在一個思想體系,旨在回應其虔誠信徒的真正需求與期待。事實上,在這背後的正是許多穆斯林社會中世俗、溫和改革主義的衰弱與失敗。只要沒有成功的改革,薩拉菲主義仍將持續下去。

    基督徒和穆斯林對現代性的排拒,特別是對啟蒙自由主義核心的否定,在許多方面驚人的相似,包括二者基本教義派接近妄想的部分,覺得自己被決心根絕整個信仰的邪惡勢力所包圍。但兩造陣營肯定都極其厭惡這種比較,因為他們視彼此為死敵,他們絕不可能成為盟友。即便二者都偽裝有個共同的「亞伯拉罕」上帝,都吸納某些猶太教的共同元素,關於哪個是正確的聖典、耶穌基督的本質、穆罕默德究竟是何許人等問題,他們卻有極為分歧的不同意見。對伊斯蘭主義者(但也包括許多其他人)來說,基督教乃歐洲殖民剝削者的宗教,且一直是可恨的西方的一部分。在非洲許多地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是水火不容的對手,二者的極端版本都不斷在此取得進展。但我們可以將二者視為一種可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合法的回應:即面對割裂、弱化和捨棄許多傳統與傳統理解的現代化力量時所做出的回應。

    這便是所有反啟蒙觀念的基礎:現代自由主義讓世界變得更糟,腐壞又衰敗。因此,人們必須駁斥、更替啟蒙運動背後的諸般原初觀念。十八世紀啟蒙哲學家提倡一個普世性、和平、開明世界的美夢,但這是個虛假的夢,是必須摧毀的危險幻想。抹殺它的唯一法子,是透過可以帶來反視野(counter-visions)的反觀念(counter-ideas),包括那些暴力、極端的觀念。
    人文學的重要性

    這些考慮帶出一個結論(亦見於全書各處)。討論了若干對現代社會最具力量和爭議性的觀念,很清楚的一點是,人文學科對任何高等教育體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何以如此?因為沒有任何旨在讓學生認識世界、為了成為世界公民做準備的學習規畫,可以不對觀念進行研究、分析和批判性評估(當然還有本書迄今為止所努力說明的許多理由)。這是人文學科的老本與行當,有時也適用於社會科學,即歷史、哲學、文學、藝術、語言、古典學等領域。它們教授種種技能,以俾深究思想如何產生、表述,如何加以評價和產生影響。要理解觀念的力量,這些技能無可取代。近年的政治領袖,在這方面仍須加強。

    這也帶出第二個結論。人文學科最重要的面向之一,應該是聚焦觀念史和鼓舞大規模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哲學潮流。如果我們想恰如其分地教育身處充滿挑戰的新世紀的年輕人,批判性閱讀並理解奠基性文獻,分析信仰體系,覺察催生不同運動、戰爭、制度、國家認同等現象的複雜論點,都是必備的能力。這不僅因為受良好教育的人是「更好的公民」(“better citizen”),也因為若非如此,吾人仍會對世界上發生的許多事和周遭種種感到霧裡看花或困惑。我們的世界以空前密集、迅速的方式連結在一起(特別是透過各種通訊媒介)。太多重要的東西過眼,藉以解釋它們的卻是膚淺、簡化的概括,或狹隘、偏頗的意見。

    我們在此談的不是受後現代思潮影響,在過去數十年間廣泛見於人文學科系所的那類研究。眾所周知,它們支配了其他研究,得為人文學科教育和學習的衰頹負責。我們在此所努力的,和它只有部分關係。我們沒有要埋葬或拯救文學理論、文化研究、或諸如此類的研究。我們反對後現代的教育理念和研究,主要在於它把啟蒙運動(特別是對理性的熱愛)視為邪惡的根源,並因此否認其釋放的巨大正面力量和複雜遺產。釐清此問題有賴全面的歷史分析,在此無法細論。但從本書的討論可知,擁抱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讓許多傑出的後現代思想家典範離反啟蒙只有幾步之遙,最著者如海德格、卡爾・施密特、保羅・德曼(Paulv de Man)和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這絕非偶然。他們早年都曾與法西斯主義合作——儘管布朗修和其他人不同,他對法西斯主義的看法有明顯改變。

    本書想強調,我們需要可以幫助吾人更好地闡明現代社會人類經驗現實的研究。批判性閱讀、討論那些對創造現代世界有無可估量重要性的文獻,應成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大家都會同意,我們認為必不可少的人文學取徑(如我們在字裡行間所提示、追尋的),並非孤明先發,因為本書所倡議的東西,很多曾在西方世界的學院和大學中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我們指的並不侷限於啟蒙運動。閱讀反對啟蒙運動的觀念,和理解由它所生的觀念一樣重要。這些反啟蒙的觀念,也必須透過一種淵博有見地的方式加以理解、批評。許多在過去三百年有強大影響力的思想家,在本書中僅稍稍提及甚或沒有出現,有些(遠過於我們能力所能處理)還不是歐洲或美國人。但大體而言,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也對西方觀念做出或迎或拒的回應。

    我們相信,人文學理應擴展其主題,含括所有領域的主要思想家,亦即去分析經濟學家、科學家甚至數學家的哲學、政治和社會觀念,而不僅限於哲學家、作家、藝術家和社會理論家。毋庸多言,這將囊括世界各地的思想家,不為歐洲和美國所限,也不侷限於十八、十九世紀。

    各類知識分子在現代史上擁有龐大、多面向的力量。他們的觀念,在掌握政治權力者的理想、政策和行動中,居於中心位置,也對政治、藝術、科學和所有制度產生巨大影響。若不知道他們希冀成就什麼,不知他們帶來什麼新觀念,不知他們何以既有影響力又充滿爭議,吾人很難理解我們所打造,並居於其中的世界。這可能不是人文學唯一能夠且應該做的事,但這麼做可望再次賦予此領域意義,並在近來的衰頹勢頭下,說明我們何以須珍視人文學。

    到最後,我們仍面對這個問題:即便世界已不再由少數西方強權所主導,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面,是否可如此前那般,在未來數十年復振?另一個提問的方式(艾克頓勛爵可能就會這麼做),是追問在多大程度上,今日的知識分子、領袖和公眾,可以成為觀念的守護者甚或工具(雖然他們不願深入考察和精明地改良這些觀念)。他們若這麼做,我們不是都會過得更好嗎?這是有所承諾、投入且全球性思想史的工作。這樣的思想史,是要深刻說明此課題,把握牽涉其中的種種現實,並彰顯觀念可以如何幫助吾人,理解我們所打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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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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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史考特・蒙哥馬利(Scott L. Montgomery)、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
    譯者:傅揚

    價值混沌紛亂的時代,描繪一段偉大的思想史

    還原亞當・斯密、馬克思、達爾文、傑佛遜和漢彌爾頓的思想主張,理解「自由、平等、演化、民主」如何形塑現代世界,影響人類歷史文化
    《紐約時報》2015年百大好書、《彭博商業周刊》2015年最佳圖書、《優選》(Choice)雜誌2016年傑出學術著作得獎之作!
    

    自由、平等、演化、民主這四大革命性觀念,到底如何形塑我們所知的今日世界?
    這些偉大觀念,本身既含有矛盾與潛在危險,也同時具有解放力量的洞見。
    這讓我們有更多理由,充分了解開創這些觀念的思想家究竟寫下什麼、意思為何。

    過去三個世紀,觀念是現代歷史背後的主要動力,是構築現代世界種種決定和行動的根源。《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將觀念脈絡化,提供一個整體框架給讀者,以便理解社會變遷和意識形態衝突的進程。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證明了觀念的持久力量,為繼承啟蒙運動並體現其最崇高進步理想的諸人——包括亞當・斯密、馬克思、達爾文、傑佛遜、漢彌爾頓——描繪出令人難忘的肖像。本書也展現他們的思想,如何在時間之流及其追隨者和反對者手中,轉化信仰、制度、經濟和政治的本質。但這些觀念也隱含矛盾。有人利用它們,為諸如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等體制服務,或被史達林和希特勒等人所擅用、扭曲,並遭伊斯蘭薩拉菲主義者和基督教右派運用,激起針對啟蒙遺產的反動回應。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認為,若不熟悉這些改變世界的觀念,不明白其歷史和內在張力,我們不可能理解當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衝突。本書期待幫助讀者認清這些觀念的核心重要性:它們是西方人文傳統的歷史力量和支柱,也充分說明了,閱讀偉大思想家的著述,可以獲得無價的深刻洞見,理解那些形塑我們思考方式和信念的觀念。

    本書第一部分全面闡述了自由、平等、演化、民主這四大觀念的啟蒙過程,以及它們在現代歷史和重塑現代世界的作用。第二部分闡述後人對這些思想進行的昇華與思辨過程,及其對人類信仰、制度、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