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國際新聞 : 香港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撤映風波的五個啟示

[匿名者]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4620851

香港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因拍攝倫理風波引發巨大爭議，持續佔據輿論焦點，事件暴露了權力不對等和倫理問題，也意外地成為港人在當前政治氣氛下的情感投射。BBC中文訪問多名紀錄片導演及學者，梳理出五個引人思考的問題。

紀錄片導演、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高級講師應亮接受BBC中文訪問時直言，張婉婷的做法違反操守，人物紀錄片的行規是放映前必須給主角看，如被拍者要求刪剪片段，導演要當場做承諾；若對方要求不放映，則雙方可協商。「如果你很捨不得你的片，你可以問她可否不做商業放映，只做電影節，或只在外地放，這些都可以談。如果他百分之一百不願意，那就真的不能放，這條底線很清楚。」

他認為《給十九歲的我》是人物紀錄片的「典型失敗案例」，操作上犯下低級錯誤，反映導演缺乏自覺，沒意識到被拍者是共同執導（co-direct）。「比如被拍者會打電話給導演說幾天之後有事情發生，你來拍吧——那其實他也是導演跟編劇。作品不全然屬於導演，而是一種合作，拍攝者必須認識到：你是導演不到別人的生活的，你只是加入了你的觀點、態度，和你的專業給你的敏感、結構技術能力而已，如果沒有別人的生活，你根本完成不了你的創作。」

研究攝影倫理的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郭力昕說，紀錄片道德一直是棘手的問題，因為是用別人的真實去進行創作，雙方關係並不對等——不只是採訪、受訪的不對等，也是一個懂影像、一個不懂影像的不對等，「被拍者不一定理解影像的意義怎麼被生產出來，可能連自己怎麼受傷都不知道」。

他說，在權力懸殊的情況下，只能夠依賴導演的道德和良心把關，但很難把持。「今天一個導演用意良善，希望藉著幾個人物給廣大觀眾啟發和反省，但是他可能要跟那些在剝削題材、宣稱要給社會什麼訊息的人競爭市場和觀眾，而那些人又很辣——在弄一些非常煽情的東西，你就可能降低你的底線，道德的底線越來越鬆——所以給受訪者看過、有他的同意權就更重要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門檻。」

《給十九歲的我》主角之一、飽受情緒困擾的阿聆在校內首映至今一年以來，不斷問校方和導演這個問題：是學生重要還是作品重要？

有關爭議引出其他受害者發聲，14年前曾拍攝紀錄片《KJ音樂人生》的香港音樂家黃家正在社交平台發長文，重提11至17歲期間被拍攝的內情，指當時父子關係緊張，曾多次要求導演張經緯不要公開相關片段，但導演不理會，甚至不耐煩地跟他說：「你估我現在很閒跟你耗嗎？我覺得你跟你老竇的關係，也是時候應該有個了結吧。」

當年張經緯憑紀錄片一舉成名，獲頒新晉導演獎，其作品是香港金像獎史上首部獲提名的紀錄片，也是台灣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但被拍攝的黃家正在紀錄片面世後的其中三年，「整個屋企家破人亡，無家可歸」，一度無法繼續學業，過去14年也受盡折磨，他批評導演「不惜一切犧牲了我明確表達的意願，想自己的作品每一個位也剪輯到他心目中的最好」。

台灣學者郭力昕指出，世界各地都有導演打著「有社會意義」的旗號拍紀錄片，但其實在「剝削和冒犯當事人」，當中不乏叫好叫座的作品，包括2004年上映、台灣導演吳乙峰執導的紀錄片《生命》，該片以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為主題，在電影院場場爆滿，票房破千萬，連時任台灣總統陳水扁都在「雙十」國慶日致詞時都提到該片。不過郭力昕認為影片有倫理問題，其中一位失去摯親的女主角想自殺時，導演不耐煩地教訓她，責怪她災後一年還不能振作，「態度很傲慢，是一部想著自己的紀錄片」。

另一部充滿爭議的是1998年由台灣導演吳耀東拍攝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記錄了其學弟、患愛滋病和躁鬱症的男同志辜國瑭，該片粗暴地展現權力關係，導演因辜國塘不想配合「劇本」而對這個朋友感到惱怒，為了「報復」，在情緒憤怒下完成剪接。吳耀東最終獲獎，但辜及其家人在紀錄片放映後非常痛苦。20年後，導演帶著懺悔之心再找辜國瑭拍成《Goodnight & Goodbye》，郭力昕如此形容該片：「充滿了粗暴，他只是在想著自己的片子，但又說自己要贖罪，他剝削了他的同學，也剝削了自己。」

意大利導演影波強調，創作者有幸能記錄他人的故事，就要把被拍者的尊嚴放在首位，高於其他一切考慮。他以德國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拍攝的紀錄片《熊人》（Grizzly Man）為例，該片主角蒂莫西·崔德威爾（Timothy Treadwell）每年都到阿拉斯加的灰熊保護區接近灰熊，如是者13年後被灰熊所殺，導演剪走了主角被自己所愛的灰熊活活吃掉時最駭人的片段，為當事人留有體面。「導演掌握著話語權，可以為了電影好看而用不雅的方式展示人物，當然也可以選擇不這樣做。當事人的尊嚴是神聖的，是不容討論的。」

他分享個人經驗時說，他在2016年烏克蘭戰爭期間曾到當地參與紀錄片製作，超過10TB的拍攝素材記錄了當地學生在三年之間，從激進民族主義分子到志願參軍，其後在戰爭中受傷，歸來後重新適應平民生活的過程。「影片探討民族主義和戰爭之間的關係，公開主角的臉可能會使他們的家人陷入危險，因為他們住在烏東地區。我們最終決定撤回這部片子，至今還沒有發行。他們的安全比我們的藝術野心更重要。讓我再做一次決定，我還是會這樣做。」

在《給十九歲的我》鬧出風波後，導演張婉婷隨即上電台受訪，向受影響女生道歉，「你開心點嘛，我們現在不做啦」。英華女學校前校長李石玉如發聲明指，十分重視片中呈現的每一個學生，對引起學生的困難深感抱歉，該校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負責人王家輝也公開表明：「人是比電影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