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汉族干部也苦逼
接机的公务员是河南人，在喀什定居了20年。他说，近3年来，没放过假，春节都不放一天，自己已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援疆干部S，援疆一年，没出过喀什市。深夜十点、十二点被抓回开会是常事。当地干部要参加“四同”，即下放到维吾尔人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食宿要给钱，一周四天。援疆干部次数少些。“四同”对象主要为亲属有前科的，或困难低保户。此君身为市领导，植树节去种了整整一天树。和内地官员相比，喀什的公务员生活在更大的高压之下，苦不堪言。S认为，这种巨大的压力，需要依靠内地输送、两年一换的援疆干部来维持。
大学生村官P，三年没放过一天假，深夜开会后睡在办公室是常态。他说，陈全国治疆以来，要求“一级战备常态化”。去年来，身边有公务员“被累死”，有的不堪重压辞职，甚至不办理辞职手续，直接丢掉编制“逃跑”。后来省里下了文件，禁止公务员辞职。他希望这样的压力能在一两年后“逐渐缓解”。
在一维族村口，一群愁眉苦脸的汉族姑娘提着锅碗瓢盆翘首以待。原来是市里的中小学老师下乡“四同”，“四同”的要求已经由政府部门扩大到了整个事业编制。P说，做这些姑娘的工作很困难，有些认为危险不肯来，有些来了又悄悄跑回去。我问，有什么危险呢？P说，前几年确实有危险。
世间众人皆苦，是谁的错呢？
一点结语
如果问我，新疆有没有“再教育营”？我会回答，我没有见到。但综合我所见闻的新疆政策，外媒的报道，联合国的报告，我倾向于认为，有。
如果问我，新疆发生的事，是不是和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一样？我会迟疑地回答，不是。我所见到的，是当局正在用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解决他们理解的问题，用他们认为的“进步”去帮助和改造他们认为的“落后”。这种出发点在一部分执行者心中是真诚的。
如果问我，这种政策是否合理？我会回答，不。一个民族或文明，有没有权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利用国家机器，去改造另一个民族或文明？对“暴恐分子”们的改造，是通过法制的审判，还是文革式群众运动，加现代信息技术？那些被改造者，有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政策正得到新疆大部分汉族、甚至一些维吾尔族以外少数民族居民的支持。这也许源于以往的“弱势民族”对前任书记“柔性治疆”政策的不满。然而，当政治矛盾转换为民族矛盾，当统治者和人民的矛盾变成人民之间的仇恨，那就会造成朝代更迭也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比如新疆，又比如，香港。
一锅水在火上煮，按住锅盖可保当下平安，但当压力更大的时候，当按住锅盖的力量减弱的时候，总是会爆炸的。依靠内地源源不断的经济、人力、科技援助，或许可以维持这样一种“新疆模式”。但当集权衰弱、改朝换代之际，被压迫者是否会彻底离心离德？
当国家主义者声称新疆主权的不可侵犯时，他们有没有关心过新疆的居民正在经历什么，他们有没有想过为这些“同胞”发声？按马克思的说法，“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即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在本民族内部实行的阶级压迫在其他民族中的延伸。”统治者对本族人民的压迫，和民族压迫，是互相转换的两个面。当我们对国内一部分人民的命运视而不见，这样的命运最终也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