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國際戰線之我在美國的四個 WTF Moments

[匿名者]

周永康: 國際戰線之我在美國的四個 WTF Mo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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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 WTF Moments：HKHRDA、BLM、Presidential Election、Stop AAPI Hate

（寫完呢堆嘢，將其中一個政治憂鬱排解出來，歡迎離地討論。共勉。）

相信大家都不能否認，無論身處香港或外國，We live in a time of WTF…

梁繼平在發起《香港約章》當天，公開呼籲，香港的民主運動已進入另一階段，未來的國際戰線「要進入別人的生活，不能只要求別人了解我們，而不了解當地的社會」。目標準確，但是談何容易。

我從 2018 年下半年到美國至今，目擊了至少四個政治上 What the Fuck 的瞬間，夾在香港和美國的各種政治論述之中，詫異良久，久久不能自已，好想返香港（喊出嚟）。而四個 WTF moments，撫心自問，不易處理，但若不嘗試爬梳經驗，未來或許會更難理解，任由海外在美抗爭社群在各種政治勢力和生命軌跡的衝擊之間，進一步碎片化。

第一個 WTF Moment：HKHRDA《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

我的第一個 WTF moment 始於 2019 年。當反送中運動進入持久戰時，美國國會正審議《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一旦法案通過，條例將授予美國總統權力，逐年審視美方是否應當賦予香港有別中國大陸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當反送中運動強調三線並行：街頭、議會、國際線，港人鋪天蓋地在 Twitters 轉發香港新聞、四處在所屬國家講解香港政治；美裔港人、留美工作者、留學生，紛紛自我動員拜訪國會議員，寫信要求所屬地區議員聯署支持《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以期議案早日排上國會議程，獲得通過，讓美國參戰，加速攬炒速度，提振港人抗爭士氣。

其時，同屬海外港人，新成立的左翼組織流傘批評《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制裁港府的權限，並對於美方制裁香港，是否能促成香港脫離中共殖民，達成自決的目標，存在懷疑。其中一名流傘成員在一篇文章指出美國對伊朗政府的嚴厲制裁，封鎖其石油經濟，導致了伊朗平民因生計受損而無法取得糧食或醫藥等必須品；因此，香港人也必需要慎重考慮條文的細節，是裨益香港人，抑或陷阱藏在細節之間。

我的第一個 WTF moment，就來自為何海外有一群人似乎完全無法進入香港社群的抗爭語境；比起身處海外的我，似乎更為「離地」。但我同時也好生好奇，到底他們如此著緊的海外國際社群和他們個人生命經驗之間有何聯繫？而他們看似寬闊的國際／世界視野，又是如何構成他們的生命視野，從以理解香港當下的抗爭處境？他們所著緊的他國處境，異地關懷，似乎和港人所理解的國際視野和國際社群，存在一定的落差，形成了兩種策略判斷和評估。儘管他們的評論可謂準確，提出條文可議之處，但其行文對話的嘗試，似乎都隱約與港人失之交臂。

2019 年 9 月，我和黃之鋒在《紐約時報》撰文，促請美方考慮從速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也促請部份美國左翼勿將心中的共產主義理想投射在中共此一獨裁政體身上。在閱畢流傘的評論後，我也曾一度猶豫他們所指的眾多例子中，有哪些直接對應香港人，有哪些又可能是過度憂慮？我們是否做錯了？有否做得不對？哪裡可以做得更好？我沒有答案，但卻對世界觀差異之大，印象頗深（比起過氣的後雨傘標籤，例如本土派、大中華膠、左膠之觀點差異，更為割裂）。

翌年一月，因緣際會下，我參與了流傘在紐約的一個研討會，始發現流傘內部成員的政見極為不同，有海外出生的港人、移民、留學生或有大陸民間運動的參與者；即使就《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成員也人言言殊。

有趣的是，在香港被視為自由派的學者或政治人物，在流傘成員眼中似乎都有著某種右傾衝動。其成員擅用的左右分析框架，有時也確令我摸不著頭腦：是我不夠左？還是我太右？抑或我先係最離地嗰個？為何經常以左右之差區分香港抗爭者？我彷似明白，卻著實不能完全認同。

第二個 WTF Moment：Black Lives Matter

帶著這個疑問，我在 2020 年肺炎肆虐期間，迎來了第二個 WTF moment。2020 年的春夏之間，除了國安法改寫了我城無數人的生命軌跡，在美國也因 George Floyd 疑被警察壓頸致死，爆發了另一波的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

某日下午，一名十分關心中、港、美反抗運動的大陸同學跟我和另一位博士生朋友說：「我真的不懂跟香港人對話，但你們香港人之間，是否應該討論一下香港民主運動和美國反種族歧視運動中的黑人處境？」

思前想後，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如何理解 Black Lives Matter？暴動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文章一出，當然獲得同情 Black Lives Matter 的朋友的轉載，美國和香港的左翼運動支持者當然甚為支持，包括流傘成員，提倡兩地警暴殊途同歸，必須廢除；同一時間，也有不少在美港人對於我們提出要對無差別搶掠店鋪的黑人帶有一份理解，表示憤怒與不解，指出他們有別裝修藍店的抗爭者，在在舉出不少他們在社群之間，與非裔美國人不愉快的日常相處時刻。最 WTF 的一剎，莫過於在美港人透過眨 BLM 的抗爭者去褒反送中的運動者，並指控 BLM 是中共策動的暴動，讓不少人憶起反送中期間，親中藍絲指控抗爭者受美帝唆擺，收錢做事。「香港人是最慘的」，香港人當然慘，但痛苦真的能夠比較嗎？當我們在解釋香港抗爭者被政權污名化的歷史脈絡時，非裔美國人同時在期望他者理解他們族群被政權污名化的不同時刻。兩者能夠互通嗎？在罪犯暴徒形象以外，我們能見到人的需求和原貌嗎？為何非裔罪犯，又似乎是不少人眼中的常見形象；如同建制派、黑警眼中的腦殘抗爭青年？我心中有很多猶豫和困惑。

誠然，BLM Movement 並非兩黨共識的政治議題，但反種族歧視卻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基本立場。當中的政治暗湧，莫過於左傾港人不相信單靠政府建制力量便可推動美國內政政策的社會經濟改革，阻止系統性種族歧視，從而革新中美的經貿、勞工政策，逆轉中共體制，打開香港自決脫殖的空間；右傾港人又認為非裔美國人予取予携，根本不值幫忙，我們此刻更不應讓中共有口實，並轉移國際輿論對香港的關懷。兩者的出發點，難免都是建基於對香港的愛與關懷。左搖右擺之際，以香港議題為先的在美港人倡議組織卻不斷面對表態即分裂；不表態卻未能與美國社會運動力量相結合的兩難之處，在建制以外與公民社會的結盟。兩者相衝，國安法通過之際，在美港人卻似乎勢成水火，待美國大選時再爆一獲。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未發生前，一位人類學系同儕曾說：「香港人係好慘，但夠唔夠美國人慘先，美國真係日日都槍戰或餓死人㗎喎。而啲人都真係搵唔到工，咁就瞓街同餓死啦，香港呢？人唔會搵唔唔到工啩？」。適時，外訪的香港官員仍不停指香港是彈丸之地，環球經濟差劣，香港表現相當不錯。當然，2021 年的香港，早已今非昔別。當大量抗爭者相繼入獄、流亡、出走，似乎我們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理解世界，包括我們所身處的地方，我們的當下，我們的未來，我們面對的壓迫，和我們各自形塑的「離地」觀點，如何能和自他眾人重新連繫？有此需要嗎？又是否有這樣的可能？在美的左右之爭，與以超黨派共識的香港議題，是否能化解當中分歧？而香港議題既需要強而有力的新跨國對中政策，亦需要一個社會根基平等壯闊的美國社會以帶頭抗衡中共之時，港人應如何游走其中？在內政與外交的巨裂變動之間，我們到底是否有能走出為 WTF 困擾的時刻與出路？

第三個 WTF Moment：美國總統大選

2020 年的下半年，我迎上了我在美國的第三個 WTF moment（還有更多，但先按下不表）。

美國總統大選，不用多說，大家都見到平行時空的荒謬與怪誕。曾經的香港手足，在美國的政治話題上鬥個你死我活，一來揭示不少人對於香港政治前路的沮喪，中共是當刻全球最兇殘的對手，必須奮身全力對抗；二來反映了大家的日常媒體和資訊接觸，如何形塑差異極大的世界觀、情感反應、感受能力以至同理心的有無。當不少港人在一夕之間變成美國政治專家，也令不少正身處美國本土的眾人感到目眩。不少在美港人被友儕指導美國政治當何去何從，Trump 是正義之師，而 Biden 是昏庸之始。本人既非 Biden 支持者，亦非 Trump 的追隨者，見到雙方選民就著一件事情作千種解讀，有時都難免覺得庸人自擾。在選舉專家之前，在大選選舉之後，我卻見到不少在學院之內的師生為 Trump 落敗而鬆一口氣的一刹，不少是女性、跨性別者、少數族裔、無證移民。他們雖然不認同 Biden 的每項政策，卻不願再見到 Trump 破壞他們心目中的美國制度，危害他們的日常生活及未來；另一方面，不少港人感觸掉淚，為 Turmp 落敗而咬牙切齒，頓覺世界末日（在 2021 年的香港，誰又能否認這種感受並不真切？）。

在所謂的世界政治經濟分析中，學者、時事評論員、KOL、港、美網民，皆各有洞見（或我們都在說謊或自欺欺人：fake news!!）。晚生也在《如水》中寫了一篇〈美國無內政，二戰以來美國內政如何改變東亞格局？新冷戰後又如何〉，論及二戰後美國內政、東亞經濟和中共執政之間的關係，小記二戰後的政治經濟發展史，共同思考未來的香港局勢、美國／跨國對中政策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與隱憂（念力倒共、瞄準支爆時機、渡過加速忍辱時刻，對政治經濟的走向，有一點解讀，也許不是壞事 — 我們或許都可以相信在危局當前，希望就在人的堅持、信念、觀察和行動分析之間。從來沒有人能完全預測未來，包括我們自己的未來。當下的痛苦是實在的，但未來卻同樣是開放未定，視乎當下的抉擇）。

而如何突破 WTF moment，似乎社群之間都有需要重新理解自他世界觀差異根源的成因、過程與特徵。但從何入手，又如何重建信任？不讓雜訊左右感受？「容忍」對方的「離地」？同時有「保護」自己感受的空間？我們或許都需要更多人共同探索，從而開拓更有效的對話、聆聽、分享甚或靜觀、同理、休養的技藝，保護出走各方而羽翼未豐的海外香港共同體，渡過海內外的政治挑戰。

這件事知易行難，但我也實在想不到在危難之前，大家繼續袖手旁觀，或將對方描繪為香港或美國淪陷的罪人的指控，可以如何成為一條生路？

有時侯，或許放過自己，放過他人，也是一條可行之路，讓自己在政治上有空間能重新面對自己，面對他人。

當羅冠聰單人匹馬在歐洲四出游說之際，祭出全球民主浪潮倒退之時，呼籲眾人必須要捍衛危危欲墜的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the Liberal World Order）。而這個世界秩序，就是靠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堆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而生的 rules-based world order，包括一系列機構例如 United Nati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the World Bank、 GATT / WTO。一眾主權國家自願去釐定和遵守自由秩序，依民主選舉政制為依歸（達到權力上的 check & balance），由美國維繫區域的權力與和平；並靠軍事阻嚇、核武軍備限製和自由貿易，鞏固盟友經濟實力和容讓潛在競爭對手獲取經濟利益，致使大家都不便反枱開戰（詳參前美國總統小布殊的中東外交智囊 Richard Haass 為美國讀者而寫的著作《The World: A Brief Introduction》）。

一旦戰爭發生，多少像徵世界秩序的崩解。

【順帶一提，如 Richard Haass 一類的前外交系統成員，認為美國霸權充其量只是維持及控制（manage）世界中不同政治秩序的差別，包括中共式統治，而未能直接改變其體系。如果裂逆轉跨國對中政策者超越維持現狀論（即便是強硬對中政策），港人及其盟友，或許都需要奮更力推動各地國家及其公民社會的新對中戰略，才能有助港人實現光復之路。】

中共在東突厥斯坦／新疆對維吾爾族的種族清洗、強制勞動集中營、新疆綿，對人權尊嚴的踐踏，也是有違自由民主國家的 rules-based world order 的例證，是一種對民主自由世界秩序的衝擊。

但專研究東突厥斯坦的專家 Sean Roberts，在其最新著作《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Internal Campaign Against a Muslim Minority》中，提出自由民主國家未必完全有充足的道德力量，去應對中共道德淪喪的種族滅絕行為。因為中共對維吾爾族極盡抹黑為恐怖份子（terrorists）的方法，始於其學習美國自 2002 年起的 War on Terrorism 對 Muslim 的抹黑策略。歐美民主國家的道德力量在面對中共暴政時，也不斷面對其國內本土進步派的挑戰，形塑其多元種族政策與外交政策的走向。

【Sean Roberts 的見解是，國家系統不能放棄，但由下而上的公民社倡議，要更奮力地行動，逼使政策執行執採納近的政策方針。似乎亦是港人的未竟之路。】

後來美國國會山莊被佔領一事，大家歷歷在目，感覺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悲歌。而到近日中美雙方外交代表會面，在在可見出中方的戰狼外交，如何利用美國彷似內外壓力交逼的局面，以批評非裔美國人的處境去回擊維吾爾族集中營的指控，以延續滿足其國內小紛紅的國族主義大外宣。這種內外交織的力量，也形塑我的第四點 WTF moment。

第四個 WTF Moment：Stop AAPI Hate 反仇恨亞裔、太平洋群島者

最近一星期，美國的 Atlantic shooting，一名白人射殺了六名亞裔女性，引爆了美國反亞裔仇恨及歧視（Hate against Asian American / Pacific Islander）的抗議。不少 Asian Americans 及 Chinese Americans 同氣連枝，甚至有發現親中共的一些在美華裔團體聯同本地社運團體合作，打出停止 China Bashing （評擊中國）的口號，指美國對華政策、甚至 Trump 的 China virus 言論，輔以美國長達百年的排華政策，明褒實貶亞裔為不懂反抗的少數模範移民（model minority），都有份促成了美國本土白人歧視華人、中國／亞裔美國人的處境。【現實情況更複雜，例如新來美華人與本地華人之間的語言、文化、生命經驗差別，可構成另類的互相歧視或排斥。】

第四個 WTF moment，莫過於不少在美港人的內心難受，未能在 Anti Asian Hate 的主旋律中尋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有感怒屌中國、中國人、中共，似乎就會被指為 racist 種族歧視者，未能直抒心中的鬱悶，形成一種政治鬱結，令人悲痛。另一方面，不少左傾的美國港人運動者，則指港人在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時，不站出來與非裔美國人同行，到自己所屬膚色族裔面對威脅，成為受害者，便難叫他人同站一線，共抗仇恨和歧視，促請其他港人共同反思利弊。而不少第二代華裔或中國移民，更是無法分清楚區分 CCP、China、Chinese、Chinese Americans 及 Asian Americans（共產黨、中國、中國人、中國／亞裔美國人），並對其原居地甚或父母輩經歷所知有限，遑論中共如何利用美國的種族內政紛爭，以作其國內大外宣之用，既鞏固政權，亦同樣削弱美國公民社會的對中批判政策的基礎。結論是，他們寧可簡化美國國內的種族議題，卻輕忽美國亞裔種族移民的歷史，如何與亞洲歷史息息相關，包括今天香港人、台灣人、大陸人、維吾爾族、圖博人、緬甸人的政治處境，如何受地緣政治及中共暴政所困。

在政治期望、現實感受、族群理解和言語表達交織間的落差和局限，似乎都令到自他所在之「地」，感通之處，距離愈來愈遠，感受上亦愈來愈窒息難耐，加劇內部矛盾與不快。到底我們談論「在地」、「離地」之際，是誰「離」了誰的「地」，又誰在「貼」誰的地？誰人能自問自己最為「貼地」，自己的「地」就比他人之「地」更為重要？這些都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輕易解答的問題。

或許有人會提出，在討論或參與一場運動、政治辯論或論爭之中，各人所排序的同伴、手足、受害者之痛苦，都有感受和同情、同理的先後差別，是自己道德力量、世界觀和感受的基礎來源。面對紛雜而來的世界觀，我們都難免感到疲累和難過，甚至自覺自己／對方離題萬丈，浪費對方時間。這些感受，是當真如此，還是面對在日益崩壞的世界秩序、日益尖銳的社會衝突、溝通訊息越趨艱難的網絡時代，我們難免時有力不從心，為世界壓跨內心的一𣊬？

在 WTF Moments 過後…

在分享四種 WTF moments 之後，我最關心的莫過於我自己及所屬的同伴 — 香港共同體 — 到底可以如何理解、渡過或者縮減這些 WTF 的瞬間？我們又如何可以在海內外遭遇 WTF moments 之間，保護自己的感受，又不 cancel 對方，讓兩地之別，可以共同生存下去？

假如中共的崛起是在挑戰民主自由為依歸的世界秩序，我們當如何面對這種時代挑戰？如果民主自由的秩序在瓦解，又或在轉型至多元霸權（起碼在中共倒台之前的一種不幸狀態），我們的 WTF moments 必然受一國在地內政、跨國對中交鋒及中共暴政的影響，生起誰「在地」、誰「離地」的思索。美國之「地」，明顯與身處香港的港人所處之「地」，相異甚大。但兩「地」的走向，卻是連繫香港共同體 — 流亡者、出走者、留守者、在囚者之間 — 光復香港的關鍵之一。

如果國際線要繼續走下去，如何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之下，釐清自己的「在地」所指，尊重他人的「貼地」之觀，觀察自己的局限，確認對方的感受，在情緒紛擾的世界之中，重發發掘連結的力量和可能，似乎刻不容緩。此事，說易行難，但或許亦是香港共同體在海內外續命的一個關鍵，以重建受政治暴力所傷害的每一個個體的存在感及生存意義。

我期望見到中共倒台、瓦解的一瞬，也由衷期昐光復香港的一天。但在新時代要形成全球對中新政策，塑造新的對中理解之際，香港人都有需要把我們的自身經驗共同爬梳清楚，再與在地社群產生連結，從而提供新的政治論述，重塑跨地的政治思考或對中政策。在融入與排斥在外之間，海外香港人或許仍有盡力介入當地政治辯論及政策的可能、空間及出路。

一人之力或許難以改變集體命運，但共同體的力量就在於我們共享前路與前程。各自為政，顧自責他，我們或許都未能笑到最後，並見證中共倒台、香港光復之日。

但願我們獨自或共同面對的 WTF moments，都可以成為我們重獲政治力量、通達彼此人心的起點。作為苦難的共同體，我們必須要把路走下去，直到相聚之日，香港重光。

後記：最後，分享幾則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 Edward Said 在反思流亡者的生涯時的觀察：“Exile’s predicament […] is the sheer fact of isolation and displacement”, “Exiles are always eccentrics who feel their difference as a kind of orphanhood.” 但流亡者的特點，同時亦在於他們的 “Cross-cultural and transnational visions”，去推動新世界的出現。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