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葱五毛简论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民族主义”问题

[匿名者]

简论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民族主义”问题

我看到了于2019年10月11日刊登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别等到中国抓捕小熊维尼时再行动》，对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先生的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不能苟同。作为一位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离开中国仅一年有余的学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毫无疑问，纪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关于中共政权利用美国企业的贪婪，干预美国企业和个人的言论自由，是明确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关于习近平政权对于新疆穆斯林的镇压、对互联网的控制、及试图强化对香港的管控，也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纪思道先生在批评中国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干预时，还提到要秉持谦逊的态度、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考虑事物的两面性，这更是难能可贵。我对于这些看法和意见当然是认同的。
但是……没错，我主要想讲的的确是“但是”及之后的话。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见为主。
纪思道先生字里行间提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警惕。而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和港台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忧虑。
在海外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的发展与现状都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类同于纳粹德国和冷战期间的苏联，并对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台和美日的许多人士，不仅普遍存在类似的看法，还大都比纪思道先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有更高的估计、更强烈的警惕与不满。关于论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膨胀/极端/强大/威胁……”的著作、文章、言论连篇累牍，共鸣之声不绝于耳。因此，我才写下这篇拙文，表达我的观点。本文不仅是为了回应纪思道先生及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希望让更多人更加全面客观的探析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问题的是是非非。
无疑，中共政权的确在推动一些民族主义（中共官方称为“爱国主义”）议程，试图通过鼓动国民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以增强政权合法性、巩固专制统治。
但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是日益兴起、非常强烈且令人担忧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从表面上看，自习近平以来，“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声调成为官方宣传的主旋律，对“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强调，似乎也达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最高点。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闭和在对外开放领域收窄的迹象某种程度也佐证了“拥抱世界”与“民族复兴”的此消彼长。
同样，纪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对美国企业施压的案例，也体现了对“台独”和西藏自治运动乃至“藏独”的不容忍、对新疆以维族为主的穆斯林的残酷镇压日益增强。而近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示威与冲突，也被视为中共对这块半自治的英国前殖民地控制的加强。纵观文章，纪思道先生显然将这些都归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兴起的表现。
这些事例当然是存在的。但这一切是否如表面显示的这样简单？能否证明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和进一步增强？纪思道先生当然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上所述，还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强烈的肯定态度。在对华强硬派人士中，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盛行与威胁的日益增长，更是普遍。
而事实究竟如何？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并非大多数人（包括部分知名媒体人和学者）看到和感觉到的如此简单。中国民族主义也并未在实质上足够强大和具威胁性，更没有在习近平时代有实质的（而非表面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强。
对于中国官方与民间有关于“民族主义（包括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被误认为民族主义的，所以使用引号）”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细细探究分析和阐述的。这关系到对中国对外政策方向、路径的判断，，对中国当下在国际上地位、处境的认识，乃至对中共政权性质的判别，事关重大，牵涉面广，很有研究和论述的价值。因此我写下拙文，在此供关注中国问题的各界人士共同商榷、以为参考。
（一） 中共建政至习近平执政前中国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历史的变迁
剖析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以时间顺序分成不同历史阶段，并从官方和民间两方面分析。
在官方层面，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体现。从1949年建国至文革结束时，中共政权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名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真实的封建“儒法并用”忠君和等级思想的结合体，而民族主义则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为那段历史变迁中的一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传“反帝爱国”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了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进一步追究（东京审判仅处决了个位数的战犯，关押在抚顺的战犯全被高度优待，后来全被赦免），也放弃了索取战争赔款，还厚待并相继释放了大批日本战犯。这也意味着中共政权代表中国放弃了对杀害超过两千万中华儿女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责任追究。而这不仅让死难者死不瞑目、让致残与被侮辱者再无伸张正义可能，还留下了严重的历史隐患，为此后乃至未来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探寻、追究，对日本右翼及军国主义复活可能的警惕，制造了极大障碍。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共又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与原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对抗。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自朝鲜战争后，中共对美一直口头强硬实际低调，包括美国在越战期间轰炸中越边境中方一侧，中国也选择低调处理。1970年代，中国也与被称为“列强”、“殖民者”并在内部宣传上口诛笔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还加入了联合国。中共政权在“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口号响亮的同时，却积极靠拢这些发达国家，或明或暗的与他们眉来眼去，以减轻外部压力、维护专制统治。
此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对日政策，已经表现出中共为统治存续，在实质上随时会抛弃涉及民族主义的诉求，乃至不顾国家正当利益和中华民族牺牲者尊严等特征。
换句话说，中共以牺牲乃至出卖国家利益，通过直接手段（以国家主权、人民尊严与利益做让步，换取外国的对中共政权的“不干涉”甚至友好、半结盟、结盟）和间接手段（同样是放弃合理合法的国家和人民利益，换取经济发展和在国际上立足，最终目的是维持中共统治和中共核心集团利益，如放弃对日追责和赔款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开发援助）换取专制统治的存续，在毛时代已打下基调。
而民间层面，那时中国处于高度封闭之中，加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造成的动荡和破坏，民间几乎完全没有相对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虽然那时经常举行动辄十万乃至百万人的“反帝反修”和“声援黎巴嫩/埃及/美国黑人……”等群众游行，但无论反对哪国/哪群人或支持哪国/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统治集团决定，参与者毫无自由意志，不仅不是出于自愿，大多数参与者连所反对或声援对象的概况都一无所知。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以拥抱世界的姿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及邻国日本和韩国极为积极的发展关系，并且在联合国承诺“永远不称霸”。甚至，它还尽力压制民间的民族主义诉求，例如阻止民间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而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一度对苏强硬，但随着一系列“葬礼外交”的展开，两国关系也不再敌对。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相对消沉。
但1980年代的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则在迅速生长。当然，它并不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思潮（那时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只是开放年代百舸争流中的破浪一舟。如1984年奥运会中国斩获颇丰和“女排精神”传遍大江南北、保钓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民间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的自觉与普遍化、对历史上北方帝俄/苏联对中国侵略的思索与批判，以及对“五四运动”中救亡启蒙精神的继承，都是80年代中国民间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觉醒的例证。不过那时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美国在内的西方都较为友好（甚至中美一度是实际上的同盟关系），没有什么民族敌对情绪。而且，那个年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虽也有些极端者，但总体上没有被官方操纵和图谋私利的，是相对纯真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后，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而且，历经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浩劫的历史记忆，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等制度与社会结构已不可逆变的现实，中共政权自然无法重新以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为维护专制统治，此时的中共才开始大力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邓小平统治晚期和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对内向国民施行教育灌输与政治宣传，对外则更多强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维护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发生冲突。如在“银河号事件”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上，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中共，均采取了相对克制、淡化影响的态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会鼓动民族主义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此外，1996年的台湾海峡导弹危机，是中共政权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一招险棋，也是中共迄今为止在涉及民族主义议题上动用的唯一一次实际火力威慑。
而在民间，经过六四后数年的沉寂，“爱国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由民主”，成为多数有政治抱负与家国情感国民的精神寄托。经济的迅速发展、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还有诸如“圆明园兽首回归”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间运动，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强化。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使馆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中国官方策动与民间自发合力产生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中国主要城市，显示了中共以“爱国主义”对抗西方的目的和产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后，部分但众多的国人对美国遭遇恐怖袭击的幸灾乐祸，表现了六四之后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变质和当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滥觞。显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六四之后至今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其诉求和行动都是集中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和对抗西方，而缺乏对民族和国家内部每个成员、具体的国民利益的关心。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共政权推行民族主义有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而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严重的阶层固化，让中共更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因此，胡温执政时期的中共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更趋强化，且开始对外展现相对强硬和主动出击的一面，如在对日、对美政策上都日渐强硬。
在对日问题上，以反对日本侵占钓鱼岛和修改历史教科书为主轴，中日两国形成了“政冷经热”的复杂关系。而对美政策上，中国相对更加鲜明的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反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经济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渐升温。而民间的爱国主义则基本与江泽民时代一脉相承。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层面，都达到了建国以来对“爱国主义”宣扬的最高点。在那时，即便是港澳台的许多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
但在奥运之后，由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重新恶化，维稳体制的日渐强化，中共政权与公民社会的冲突激化，民间自发的爱国主义开始逐步降温，即便官方依旧在强化“爱国主义”宣传。而2012年的反日游行，以及部分参与者的暴力行为，则成为胡温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混乱的尾声。

（二）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壳与絮、形猛与内拙、兴勃亡忽

（1）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复杂现实

习近平执政不久后，中国的专制开始走向空前强化。以2013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始，至《炎黄春秋》杂志被“整顿”为高潮，新闻自由至今几乎荡然无存；两年后的“709大抓捕”，则重创了中国人权捍卫者的中坚--人权律师群体；又三年，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将已形成的“习核心”巩固和延续下去，更将专制的青面獠牙暴露无遗……近七年以来，中国国内人权急剧恶化、公民社会已基本“归零”。国民的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劣化，不仅使现实中公民政治参与已不可能，连互联网上的涉政言论也被普遍封杀、管制。
政治上专制的强化与公民社会的“归零”，让中国人民政治民主化的梦想再度破碎，且连温和、妥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政治参与的余地也不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精致利己的犬儒主义的盛行，“社达化”与“犬儒化”下的中国，已经成了披着文明外衣的新时代丛林，是非难存、竞争残酷、理想破灭、明哲保身、焦头烂额……

在这样的情形下，民间还有多少真的关心国家命运、真的愿意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人呢？中共体制内，又会有多少把国家利益而非媚上逢迎当成首要考量呢？外务是内政的延伸，对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的态度与言行，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当国内人权高度糜烂、价值观崩坏，且已经陷入弱肉强食与利己犬儒的社会状态后，国民普遍还有什么真挚的、持久的、愿意有所付出的去“爱国”和参与民族主义大合唱呢？
当然，仅仅从理论推理是不够的，还要通过许多实例及其交叉共同点，看现实究竟是如何的。
从“莫雷事件”回溯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在涉及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冲突时的表现
首先，民间的民族主义是浮于表面的、短暂的、心口不一的。仅仅看10月4日开始、后来一度延烧的“莫雷事件”及后续风波，即便在NBA官方和美国议员表达支持莫雷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国民也并未真正的抵制NBA。10日晚的NBA中国赛上海站比赛，赛场看台几乎座无虚席。而仅仅两天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主席查克·舒默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重量级政要纷纷力挺莫雷涉港言论。连正在发生且正处于冲突高潮时，中国国民都没有普遍真正参与抵制，更遑论事情淡化之后了。在许多中国国民心里，“爱国”并没有球赛乃至几千块钱重要。（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新闻中关于NBA深圳赛（12日晚）的视频，赛场看台同样座无虚席，球员入场口更是挤满了拿着手机和摄像机的球迷和记者。虽然据报道在场外有“爱国人士”举标语抗议，但从新闻视频看，只有寥寥十多人（最多数十人），与场内的高朋满座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而且，他们还遭到了中国官方的阻止，也不被允许大规模传播和正式报道）
甚至说，即便在口头上，中国国民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在如新浪微博、百度贴吧、今日头条等中国几大热门社交平台的关于这次事件和NBA话题的评论区，普遍呈现着多样化的视角，叫嚣抵制者有之、主张“理性爱国”者有之，还有将抵制者称为“爱国贼”的。此外，对抵制还有不少反讽与调侃。
例如在百度贴吧“NBA吧”，在关于抗议莫雷言论、抵制NBA的号召贴下，许多网友以“建议封（贴）吧”、“那你们（贴）吧接下去讨论什么啊”、“讨论足球吧”等反讽言论表达对抵制的反对。还有的说“不仅要抵制NBA，还要抵制阿迪（达斯）、耐克，穿国产XX”，然后得到数百个相当于“不喜欢”的负号，以及“国产的就是差啊”、“用什么外国货和爱国是两码事”、“我买个苹果用个索尼就是汉奸了吗”的反驳，还有“死也不吃美国药”这种显然是反讽的话语。同样，在今日头条，一篇批评篮球迷去看上海NBA中国赛的文章“上海，你今晚睡得着吗”的评论区，也普遍是不满作者的声音。
总之，除了一些经常聚集亲中共分子（如“自干五”、“小粉红”）和网络水军（“五毛”）的自媒体（如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共青团中央的官微“共青团中央”，及经常被人为置于热搜微博首位的“人民日报”等官微），以及在中共宣传部门操纵下被微博、头条等平台特意置于搜索热榜和搜索结果前列的评论与文章，大多数自媒体的帖子和文章评论区，都是多种声音共存、争议激烈。甚至，这些“五毛”的聚居地也有不同声音，乃至同属中国政法委在澎湃新闻上的官方账号“长安剑”，还在13日发表了一篇《那些被我们骂了N年的“卖国贼”怎样了》，用漫画形式称赞了姚明、郎平、王治郅，反对极端民族主义，间接为“莫雷事件”和NBA问题降温。
还有一部分自媒体（大多为倾向于自由派、“公知”类型的）评论区，反对抵制NBA、对抨击香港示威不以为然的，反而占了明显的多数。这还是在中国官方封杀了一部分反对抵制声音的前提下。而以上平台都是公开的开放平台，很容易去了解和查证。
（11月中旬我增补此文时，在中国各自媒体上已几乎看不到支持“抵制NBA”有关的任何言论（之所以说“几乎”是角角落落或许还有一点点），相反，包括NBA官方微博在内的关于NBA新闻的评论区，都在热烈的讨论比赛、球员，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如贴吧里一个网民在10月12日评论时预言的“国家没这么脆弱，下个月谁还记得这破事”。许多人早就知道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一阵风罢了（而不是像港台欧美那么拔高其影响），根本不会变成持久行为（具体到这次NBA事件，连短期抵制都几乎没有），事实果然如此。如果真有人因此放弃观赛、扔掉球票，那在朋友圈才会被认为是“傻X”呢）
因此，中国国民不仅现实里对抵制NBA在内的国外品牌的参与相当有限，连言论上也有明显分歧。而其他企业涉及争议言论后，公众的看法和抵制情形也大致如此。例如梅赛德斯奔驰关于引用达赖喇嘛的名言的争议，也并没有因此影响奔驰在中国的销量，甚至舆论波澜都转瞬即逝。这样的现实，与世界各国及港台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除了对各种企业、品牌争议的“抵制”，当下的中国民间，在其他涉及民族主义议题的事情上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例如从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火热的“保钓运动”，如今已完全沉寂。2012年还有大陆和香港的记者赴钓鱼岛附近海域采访，并明确表达中国拥有该地主权的立场，民间如潮关注。而2019年这一切全都没有了。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和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制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被日本警方以涉嫌“纵火”拘捕，至今未有释放，甚至面临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刑罚（想象一下犹太人在德国任意一地烧毁希特勒画像会是怎样？连被捕都不可能）。而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对此基本悄无声息。而在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时，日本海军“凉月”号驱逐舰赴华参加庆典，悬挂了代表二战侵华时日本海军的军旗旭日旗，中国民众普遍没有反对，反而有许多民众前去参观和合影留念（当然了，日本海军在二战中确实没有日本陆军那样的战争罪行，但是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即便中国允许日本海军悬挂旭日旗不是特别严重的事，也起码是不妥当的）。
中国国民在对日问题上，一向软弱，最多嘴上激烈（而且即便非行动领域，也乏有力的、持久的、有实效影响现实的言论和思想），更缺少具有实际作用的行动。相对于犹太人在二战后锲而不舍的追究纳粹战犯责任、推动德国“去纳粹化”，中国人做了什么？反映日军侵华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南京真相--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家张纯如还是美籍华人而非中国国籍。事实上，国人连那些为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而复仇，在世界各地刺杀多名大屠杀制造者的亚美尼亚人都不如（当然，我也没有做到去杀掉那些战犯和右翼分子。亚美尼亚人杀死的是落魄而流亡的没有保护的屠杀指挥者（而且亚美尼亚人也是有组织的），而以色列则是动用了摩萨德和国防军。面对庞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后继者，以及保护他们的日本军警，国人想与群敌对抗和搏血，采用实际行动攻击并成功，也要有组织和团队。单凭一个人难以做到。而我，在别的方面也曾经抗争到割腕血谏的地步。当然，我也会为追究日本侵华责任在内的各种抗争呼喊和行动，鞠躬尽瘁，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斗争到死）。国人尤其汉族，普遍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盘散沙的自私利己者。
而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即便如今中美贸易战激战正酣，除了少数极端反美人士外，普通民众并未因此对美国产生仇视心理。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部分朋友圈，支持中方的国人也只是把贸易战看成一场比以往激烈的经济竞争而非中美生死决斗。在美国制裁华为后，虽然有少数“抵制苹果、购买华为”的声音，中国国民依旧选择“用脚投票”，上海南京路上苹果直营店的顾客盈门和同一条街上华为的冷清对比鲜明，哪怕苹果直营店大门十几米外的路边，就竖立着华为的广告牌。还有，一些视频中显示，在某些华为门店与苹果门店（非官方直营店）相邻的手机一条街，苹果门店滚动的霓虹灯字幕上写着“别买我的，去隔壁买华为”之类，以示爱国、支持国货。但有几个顾客把这当真了呢？有哪怕五分之一的人因此改变购机品牌选择了吗？包括华为和苹果店的店主店员们，又有没有真的把这广告当回事呢？我想如有心人调查了解，不难得出事实。而在华的外国媒体人和学者乃至政界人士，同样有能力通过一些渠道尤其深入民间，了解中国大陆表层的“民心”和真正的民心有怎样的巨大差异。
至于因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出现的“抵制韩货”、“抵制乐天”，仅仅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主要是东北的辽宁省）出现了一些抗议标语和部分激进人士短暂的抵制。很快，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反弹，最终以韩国“萨德”成功部署、抵制也停止而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参与抵制者还遭到了众多网民的嘲笑。
而对于美日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如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以及加澳新等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就对其无甚恶意。除了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曾掀起一阵短暂的波澜，数十年间中国几乎没有特地针对西欧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即便在互联网兴起后，国人也没有什么“仇欧”情绪。
当然，如今国人对于西欧接纳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颇多不满、恶语相向，但这是出于国人人文素养低下、道德差劣，而反对“政治正确”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右翼保守民粹思潮，以及国人在恶劣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扭曲心理造成，与民族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们主要仇视的是难民而非针对西欧国家和白人民众（甚至从他们的角度，还为“白人的国家”“被占领”感到“惋惜”、“同情”。例如，在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称颂与对今日多种族共存（当然黑人为主）的新南非的鄙夷，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相对于以前，习近平时代的国人在涉及民族主义议题上对待西欧的态度并未有什么改变，除了在涉及殖民历史时表达一些并不超乎寻常的愤怒，整体上还是温和的。

中国大陆民间对涉及港台问题的态度和言行的特征、影响，及这些态度和言行产生的原因

在涉及港台的问题上，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大陆民众似乎表现出了比以前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在“周子瑜国旗事件”及引发的“帝吧出征”，就是一个突出案例。而“小粉红”也成了习时代中国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和类民族主义者活跃的代名词。
但中国大陆民众在港台问题上表现出较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类民族主义情绪，是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它的实际影响和表面的声势也是不成比例的，而口头的呼号和现实的行动更是天上地下。
首先谈原因。固然，习近平政权强化专制、策动对港台强硬舆论以转移国内矛盾，是促使国民对港台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但如前所述，习近平执政造成的人权极度恶化、社会的犬儒化加深，也抵消了部分民族主义意识。那么对港台仍旧较以前增强的反感与对抗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何有明显增强呢？我认为有以下两点主要原因：
第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信息技术革新，尤其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让各方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表面化、极端化。
在智能手机普及以前，大陆与港台的普通民众没有那么普遍和直接的言语接触，自然无从激烈交锋。而如今两岸三地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无论是获取信息还是参与论辩，都比以前容易了许多倍。而互联网又很容易放大极端声音和制造对立，因此无论大陆的民族主义还是港台的本土/国族主义情绪都借助互联网平台急剧升温。
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专利”。从美国到巴西，从印度到尼日利亚，从印尼到乌克兰，社交媒体撕裂了太多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也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则是对立冲突中最主要的旋律之一。而中国大陆网民和这些国家比较，并不突出。
第二，许多大陆民众对港台民众的反感与对抗的同时，许多港台民众对大陆和大陆人也充满反感与排斥，二者是“恶性互动”的关系，而非单方面的。
随着这些年陆港两地交流的日渐深入，尤其大量大陆人赴港旅游、就学、就业，因两地民众文化与习俗的差异，以及香港地狭人稠、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现实，导致双方在交流加深的同时矛盾也在加深，香港本土居民（哪怕大多数也是近几十年来从内地和其他地区迁来的，如果论更早（1840-1940年代）的籍贯，那绝大多数都是“非本土人”）认为大陆人挤占了他们的公共资源、破坏了他们的独特文化环境，以及部分大陆人素质低下、缺乏文明礼貌甚至做下一些丑陋行为，均导致港人对大陆人产生厌恶，继而发展到对大陆人无差别（除了亲港台的大陆人）的歧视乃至仇视。
而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与敌意，无论从表现还是原因看，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白人本土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与排斥异曲同工。有所不同的是，港人所歧视的，是同一种族乃至同一大文化圈的“外地人”而非“外族人”（当然，港人对待南亚、东南亚的佣工、难民同样歧视，例如根据民调，绝大多数港人均反对给予外佣居港权。有的传统泛民主派议员因支持外佣居港权，还影响选票，成为失去席位的原因之一。不过，倒是极少听说港人歧视白种人尤其来自欧美的人，甚至，对于欧美人，有些港人还以一种“超市民待遇”待之。
而且，部分港人的这种歧视和仇视，由针对来港大陆人，逐步变成对整个中国大陆民众乃至中国大陆的歧视、仇视、敌对，并出现了本土、自决乃至港独思潮，试图将香港从中国的一部分中脱离出去（不仅试图脱离政治管理，还有文化、社会形态的“去中国化”）。而港人对大陆人这些歧视、仇视、敌对，以及参与或同情港独（或实质港独）的分离主义言行，自然也引发了大陆人情绪的反弹，双方矛盾不断加深。
而在互联网上，无论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一些港台媒体的新闻页面评论区，充斥着对大陆及大陆人的歧视与谩骂，其中有些极为恶毒。仅仅看许多港台网民对大陆人的称呼，就很能反映问题。诸如“支那（原本无贬义，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侵华日军及其他反华者特意使用该词（而非使用正式称呼“中国”、“中华”）以表达轻蔑、侮辱之意）、“蝗虫”、“426（死阿陆）”、“支蛆”、“大劣（陆）人”、“强国人”等讽刺绰号远比正常称呼使用普遍，有些明显比“港灿”、“呆湾”、“台巴子”这些大陆人对台湾人的蔑称恶毒。当然，大陆有“留岛不留人”的极端言论，可台湾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击三峡大坝”之类同样反人类的言辞。（我在经常性浏览海外网站前，还以为港台人相对文明，但后来越发感觉不对劲。尤其我出国可以自由上网后，看到港台网民的恶毒与阴险更甚。他/她们受教育水平应该总体远高于大陆人，但是许多港台人把知识都用来扭曲事实、颠倒黑白、文过饰非了。他们对大陆人的攻击谩骂是普遍的、长期的、持续的，而不是个别现象）
而港台网民字里行间大陆的敌视和冷嘲热讽，以及在涉及中国大陆与美日纠纷中“一边倒”的支持美日而讥讽大陆，更是所有平台都能经常性看见。在一些半封闭的平台和群组（如telegram群），港台人抱团对大陆人士进行攻击和叫阵同样普遍。而且港台人对大陆和大陆人的大多数辱骂攻击中，理由并不充分、抨击并不合理，而是仅仅由于事情涉及大陆、对象是大陆人，只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对错而进行的谩骂攻击。
而在这次香港持续数月的示威和动荡中，香港人对大陆人及中国的象征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由互联网上的谩骂和现实中的歧视，转变为更具攻击性的行动。在这次动荡中，香港人不仅多次众目睽睽之下踩踏、烧毁国旗（中共政权不合法，但是五星红旗在目前依旧是中国的象征），以及挥舞美英国旗和港独旗帜，还有多起大陆人（包括记者、游客和警察（辅警））被港人围殴的事件，而大陆游客被骚扰、强制检查手机、跟踪追赶式谩骂，更是不胜枚举。还有各种带有强烈排陆情绪的言行如许多“光复XX”行动（“光复”二字带有强烈的本土、排外主义色彩，类似于欧美反移民的极右势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陆人并未有主动挑衅香港人的行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认为要对他们拍照，有些是被强行搜出身份证件（后被在网上搜索查出为大陆辅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还有些只是因为他们口音、衣物等被识别出为大陆人，仅仅因为是大陆人，即被示威者攻击）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大陆网民又如何可能单方面保持理性克制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升级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归结于一方。如果仅仅看“墙外”，明显港台网民的种族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国族主义言辞，比大陆网民的民族主义言辞更强烈和极端。而且，显然没有证据表明是大陆网民首先挑起对港台人的大规模仇视（甚至一些迹象如“蝗虫”广告的刊登，证明升级点来源方向相反）。
很明显，大陆民众对涉及港台问题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是和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兴起、民粹主义在全球迅速泛滥的大环境分不开的，也和许多港台民众对大陆人的歧视与敌对情绪的造成的双方恶性“互动”关系紧密。因此，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下，单方面指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兴起”是非常不妥的。
而谈到大陆民众对在涉及港台问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实质影响，更是相当有限。例如“帝吧出征”和Facebook刷屏，除了引发一阵喧嚣和争议外，它产生了什么作用呢？与NBA莫雷事件后翻墙网民集体刷屏辱骂几天“NMSL”一样，没有什么持续性和太多实质影响。它造成的实际伤害还不如小圈子里（尤其相对封闭的圈子）足以逼一个人自杀的侮辱谩骂、谣言诽谤等“微型”网络暴力。而且，这种刷屏辱骂只是在海外更加破坏了中国大陆和大陆民众的形象罢了，没有人因为这种刷屏被吓住，也没有人因此受到实质的利益损伤。而这种民族主义表达也影响不了中共对港对台的决策。
如前所述，这次香港示威和动荡中，不仅有国旗被踩踏、烧毁，挥舞美英国旗和港独旗帜，还有多起大陆人被港人围殴乃至凌虐、被强迫检查手机、跟踪和追赶着指骂等事件，以及其他各种带有强烈排陆情绪的集体行动等言行。而这一切，对于大陆民族主义者而言，自然是极具羞辱和挑衅性的。那么大陆民众的反应和应对如何呢？
相对于港人将对大陆人的口头暴力转化为肢体和现实中的暴力，且行动高度组织化、协调化，大陆十多亿民众却连一支线下的赴港“志愿力量”都没有，在大陆更没有任何针对港人的暴力行为。同样，许多大陆网民因鼓动在互联网上“出征（刷屏）”被人肉搜索，起底出包括银行卡余额在内的几乎所有个人信息。还有在港在日大陆人因反对示威者、撕毁连侬墙，而被港人人肉搜索、举报给日本警方并拘捕，还有的遭到现实肢体攻击。
而反过来，大陆方面除了前些天有一个疑似为中共官方操作的“香港解密”网站公开了一些示威者的个人资料外，大陆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对香港示威者的“起底”（而且恐怕也没多少大陆人有兴趣去看“香港解密”，里边内容信息有限，对当事人生活没什么影响。而反过来对大陆人和在港反对示威者的起底却详尽并影响到线下）。
与现在相反，在1990-2000年代，乃至2010年代初，中国有许多民族主义黑客群体“红客”，也有一些知名的组织化的“红客”团体，曾经与西方及海外反华群体（或并非真的反华，只是被中共定义为“反华”群体和个人）及对方黑客进行过激烈的对抗。而这几年包括2019年，哪还有“红客”的影子？两相对比，现在的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究竟是强了，还是弱了？一目了然。（当然。“红客”的衰落也和互联网管制在整体上都收紧有关，但这也在侧面表明中共是实实在在打击网络民族主义的）
虽然大陆各网络平台充满了对香港示威者包括暴力行为的激烈谴责和谩骂，但大陆的民族主义者中，有几个人肯花金钱、时间，耗费精力和冒着被人肉和骚扰的危险，去与香港示威者“短兵相接”呢？大陆有相关能力的人，最低估计也有上千万。不过现在看，愿意出钱出力的寥寥无几（例如有大陆婚庆公司老板去为被港人杯葛的港警免费办婚礼，但这种肯付出实际开支的极少），而组织起来去对抗的则哪怕一个都没有（根据媒体报道，仅有一例大陆人个人自费去香港攻击示威者的，但是连保释自己的钱都没有，动机也很不明确）。大陆即便有民族主义者，不仅人数少，而且都是一盘散沙，更无实际行为，更谈不上协调和联动，远不像香港的“本土派”、“勇武派”那样已至少数十次在线下暴力攻击大陆人（言语挑衅和强制“检查”手机更是难以计数，连台湾（如廖世翔）和西方（如樊嘉扬）讲国语的记者都不能幸免），发起大规模的“本土运动”，而且成群结队、组织严密，俨然如巨大的黑社会团伙。还有香港反对派、本土派人士的“黄色经济圈”也搞得有声有色，涉及就业数万人、收入流水以亿计，可见其团结性与实质的参与度。而在美欧加澳等地，港人和支持港人的华人（多为台湾籍）的组织性、团结性和行动积极性，同样远超大陆人，哪怕大陆出身的海外华人总人数明显比后者多出许多倍。
还有例如一群香港激进分子，居然在距香港近万公里之外的英国伦敦，成功袭击了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烨。可见其线下的实际行动力、实际实行暴力的能力之强。相反，中国大陆何曾有民族主义者或者类似民族主义者袭击过支持港独台独、否认日军侵华屠杀的外国人和中国汉奸？具有中国大陆护照的国人在海外何止超过港人百倍，然而有几个为民族主义或其他维护大陆利益而自告奋勇去抗争呢（当然中共政权官方组织的那些行礼如仪的、只阻止关于影响中共统治的活动不算在内）？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一些中国留学生采用了粗暴而拙劣的抗议活动，试图反制香港示威者及支持香港示威者的群体。但经过几天短暂的冲突后，这些留学生迅速偃旗息鼓，而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在外港人及外国公民依旧继续进行相关活动。
这些中国留学生基本一败涂地且迅速偃旗息鼓，大致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这些人虽然已经算是中国社会中的“精英”（哪怕许多是野鸡或半野鸡大学的），但是依旧不会据理力争、以理服人，不会更不乐于用国际上被普遍认可的普世价值为论辩基点、不会以西方主流社会尤其进步阵营认可的和听得懂的言辞方式表达意见；不会将心比心，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没有政治常识和参与政治辩论的经验；缺乏批判性思维和对具体事件就事论事、分别分析（例如对反《逃犯条例》的和平抗议，与暴力打砸烧的区别，追求普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主张港独的差别）的能力；不懂得认真细致的倾听、冷静与理性的沟通，也不知道哪些问题不可让步，哪些问题应该接受批评，哪些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崇尚弱肉强食、认权钱不认是非，乃至爱好粗话和拳头等“硬实力”，觉得“拳头大道理就大”，对外沟通往往展现出其蛮不讲理、是非不分、非黑即白的特性，粗言秽语和谩骂恐吓的习性本性难移，再加之作恶的“技巧”相对比港台暴民“拙劣”，遇到哪怕己方有一部分道理的事，也被他们搞砸。最根本的，是其中许多人乃至大多数本身品质都不好，有一部分甚至称得上是心术不正、思想恶毒，即便干正事也带着无耻的气息。（当然，就我所看到的，港台人包括许多港台名校学生乃至知识分子，同样有以上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乃至全部）
二是他们大多为权贵富豪家庭的子女（俗称“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收入大多来路不正，自己和自己家人就不干净乃至涉嫌犯罪，也明白自己是独裁政权下的寄生者，所以理不直气不壮，更怕被“起底”（例如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集体开包括法拉利在内的豪车对抗香港示威者后，就被“起底”），本来就心虚，因此受挫后很快就熄了火。
第三个原因是，这些人同样是精致利己主义者，没有真正的爱国心。他们虽然一时虚荣和“爱国心（更多是“爱中共、爱带给他们富贵荣华的政权之心”）”膨胀，开着豪车带着国旗去“炫”“爱国”，在大学校园叫骂着“练”“爱国”。但当他们开出法拉利去“爱国”被“起底”后，迅速的就缩了回去，选择明哲保身。只要他们能保持荣华富贵，中国分裂成多少块、香港台湾独立，他们都不会真的在乎多少，顶多在朋友圈骂几句而已。他们的父母（包括现在仍在中国的权贵父母）和长辈同样没有什么爱国心，而是想拼命捞钱捞利益，早晚出国或在国内别墅和高干病房颐养天年。（话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权贵同样摇身一变，成了15个新国家的官僚、寡头，过得一样滋润。只要他们的蛋糕份额还在，他们中有几个在乎国家的崩溃？）
因此，连这些最“财大气粗”的国人都不敢也不愿为民族主义付出什么，遑论其他没钱没势、受剥削压迫、每天为生计挣扎，乃至蒙冤受屈的国民了。
相对于互联网上的攻击，发展到线下的攻击和对现实生活的负面影响，则使危害性有了质变。而大陆人除了在网上与港人有所交锋且明显处于下风（而且并不是一方是一方非的黑白分明情况下），完全是一盘散沙，在现实的行动力和团结性方面，都远不如人口只有大陆200分之一的港人。
这样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对的还是错的行动）的民族主义，能有多严重和多大危害性呢？有民族主义的言论而无民族主义的行动（哪怕有实施一定程度民间行动的实力和条件），中国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有多少虚、几分实呢？不言而喻。
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尤其身处既得利益阶层的人，经常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打压异见人士、反体制人士（如“公知”等）。将批评政府、批判中国社会黑暗面、崇尚欧美的制度与社会的人打成“汉奸”、“美分”、“日杂”、“向国外递刀子”、“崇洋媚外”、“跪久了站不起来”等等，极尽羞辱、污蔑、攻讦。例如武汉疫情期间，各路“爱国”人士对写《方方日记》的方方及其支持者的围攻谩骂。这似乎表现了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大。
但其实，他们的极端和疯狂仅仅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国异见者，伤害范围仅限于中国人自己，而不会逾越界限将实际伤害施加给外国和外国人。当年的义和团“扶清灭洋”，所杀者99%以上都是中国人。而如今的“新义和团”，连1%的“洋人”都伤害不到，其只会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迫害国内同胞。这样的悲剧，在50多年前的文革时代也发生过。人们义愤填膺的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将知识分子打成“美国特务”、“苏联特务”、“英国特务”加以残酷迫害，但却碰不到真正的美苏利益，烧毁英国驻华代办处已是他们最大的对外“大捷”了。如今的“爱国群众”也一样，只是政权用以打压国内反政府声音的工具罢了。而且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他们也并不见得有真正的爱国心和民族观念，仅仅是一种出于维护个人既得利益或盲从于舆论引导的行为罢了。
这种特殊的“对内民族主义”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它高扬的的确是“爱国”的旗帜、呼喊的也的确是“民族”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把匕首向同胞刺去。他们以民族主义为名，掩护实行专制和维护既得利益之实。这样的“民族主义”，外国人不需担心，受害的是中华民族自身，应恐惧和担忧的也是中国人自己。这是怪诞的，却又是现实的。
中国民间在民族议题上的态度本质
此外，从多数中国民众对一些国际冲突的看法，也能窥得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心态。例如在关于以巴冲突尤其加沙问题上，中国国民普遍对于加沙巴勒斯坦人以卵击石式的抗击以色列很是鄙夷，反而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臣服于以色列的奴役，不做反抗，老老实实工作，而不是隔三差五发射火箭弹“挑衅”以色列。而他们完全不顾以色列首先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制造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封锁加沙地区、肆意攻击不臣服以色列的武装分子和平民、羞辱性搜查和拘禁巴勒斯坦平民（例如迫于生计打工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控制区，在实际控制线时，会被以色列军警裸体搜身）、不允许巴勒斯坦有独立的经济尤其工业、阻止巴勒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与水等基本供给的独立。他们也不体谅作为弱势者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如自杀式袭击）和“杀敌一个，自损一百（乃至一千）”的顽强，反而主张顺从强大的以色列以换取安宁。在他们眼里，巴勒斯坦反抗者是“傻X”。
这其实与中国国民面对中共独裁政权不敢也不愿反抗、汉人面对满清屠杀和压迫后甘做奴才，以及大批国人抗战中为了“混口饭吃”去当“皇协军（有些人在国民党军、八路军和’皇协军‘中，选择投靠‘皇协军’，仅仅是出于后者比前两者薪水高。许多人为了一点钱和饭，才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很坦然的就去当了汉奸）”，如出一辙。如今绝大多数的国人，依旧是没有灵魂的生物，只把生存（或者就是“活着”）和私利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遑论真心实意的民族情感和爱国责任意识了。
综上所述，由于专制的强化、社会的糜烂、理想的丧失、人心的冷漠，犬儒化的普遍和利己主义的盛行，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虚浮的、有限的、没有多少现实影响力的。哪怕它看起来声势浩大。对中国大陆的民众而言，面对专制的压迫与社会的残酷，只有眼前的利益，诸如票子、房子、白富美/高富帅、大城市户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抓住“实际”的利益，对他们是第一位的、不顾其他一切（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的。
至于爱国、国家利益、民族情感，要么完全无感，要么只是当成一种时尚和生活点缀，以及应付国家安排的“爱国”差事，没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上，更没有几个人肯为民族主义诉求付出多少物质损失、做出哪怕一个月工资的牺牲。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倒是对这种缺乏家国天下意识、没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的状况感到忧虑。

（2）习近平时代中国官方在涉及民族主义问题上的表象与实质及其复杂性

那么官方呢？习近平时代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和行动又是怎样的？
事实上，相对于邓小平、江泽民，乃至胡锦涛，习近平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是更加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对内宣传与对外行动完全两个套路的。
在对内关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方面，习近平时代投入的“量”上的确是大大增加了。例如满大街的“中国梦”壁板画、以“爱国”打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六字标语，还有从重要会议、红头文件到官方媒体，无时无刻不在提及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政治宣传的内容看，习近平时代的确比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包括毛泽东统治期间）都更强调“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传统文化”，宣扬“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这一切营造了一种在外人看来很浓重的民族主义氛围。
从对外战略看，由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向世界全面伸出了它的触角，对外更具主动性、进攻性。例如习近平执政集团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中美贸易战，也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美经济政治政策的强硬密切相关（虽然它更多是因为美国的主动进攻促成）。庞大的经济体量、政治上与众多国家关系的加强、文化领域对外宣传声势的扩大、军事上军费的逐步提高、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这些的确是事实。它们似乎也都在显示中国正在走向民族主义、对外扩大影响力和干预力的路线。许多国内外观察家和中外国民也以这些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中国威胁增强的论据。甚至有政治人物和观察家认为，中国如同二战前夕的纳粹德国。
但另一方面，习近平政权与毛泽东以来的所有中共执政者一样，都以维持与巩固统治作为核心目的，不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对外关系同样把维护中共专制统治作为其根本和最终目的。这不仅是中共，也是所有专制政权乃至没有充分民主的政权的共性（当然不同专制政权情况不同。例如普京就侧重于通过真正的民族主义行动增加支持、维护统治；中共则是对国家尊严能让就让、国家利益能卖就卖，以讨好外国“不干涉内政”以维护统治）
因此，中国的外务工作从来不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达成民族主义诉求为目的，国家利益只是中共政权控制下中国外交的相对次要目的。当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的利益相悖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出卖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以换取对统治的维护。而民族主义更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当鼓动民族主义有利于维护统治，中共就会鼓动；当民族主义诉求与中共执政发生矛盾，中共同样会毫不犹豫选择压制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也就是说，在中共治下，民族主义只是可用可弃的工具、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真正带有维护国家利益和强烈民族情感诉求的民族主义。
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官方在涉及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具体的表现和反映的实质是什么呢？与此前（尤其胡温时代）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实质上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