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中国方言在推广普通话大势所趋之下逐渐消失

[匿名者]

华盛顿 — 中共建国七十多年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和当局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不懈努力，中国有些地区的方言逐渐变得失去实用性，慢慢不再为民众所需要。近年来出于政治需要，中国政府更是加强了各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语言教育，并且再次提出要在2025年达到普通话85%普及率的目标。不少民众觉得方言的衰落将会造成身份缺失，失去民族或区域认同，令人感到莫大遗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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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原本宣告2022年上映，但是导演王家卫沿袭他一贯的拖沓风格，七年过去依然毫无动静。《繁花》以沪语风格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电视剧选角也都特地挑选了上海本地演员并且使用沪语对白。然而，去年6月千呼万唤始出台的首部预告片里，男主角胡歌一口标准普通话，让大批期待原汁原味沪语对白的观众直呼失望。

“上海话是有味道的”，曾执教上海某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周若川（化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觉得普通话版预告片听起来无趣：“每一种方言，甚至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时代的烙印，背后都有大量的文化背景。”

2021年12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设立了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并提出了五项任务，包括：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语言文字基础能力建设、增强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贯彻执行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如何定义“普及率”也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但是此次提出85%的目标，再次彰显政府对推广全国使用统一语言的重视。

年纪稍长的中国人都会对早年描绘开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影视剧印象深刻。无论是1977年的话剧《西安事变》，还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开国大典》、《大决战三部曲》等作品，扮演毛泽东的演员永远都讲着一口高仿湖南话。其他领导人比如邓小平、朱德、周恩来等，也得到用方言出演的特殊礼遇，而其他级别较低的政治人物就只能普通话出演。

1999年，唐国强主演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里面，唐首次不用湖南话而是以普通话出演，让习惯了湖南话毛主席的观众颇感奇怪。2009年7月，广电总局发言人朱虹说：“电视剧的语言，除地方戏曲片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电视剧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

然而，此项禁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比如2014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2021年的电影《毛泽东在才溪》，主角依然坚持使用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方言出演。

老家湖南株洲的王先生每次听到影视题材中毛泽东的湖南话都觉得特别不正宗，但是他更不能接受说着一口普通话的毛主席。王先生的父母分别来自湖南不同的地区，所以他从小习惯了听不同的湖南方言，对口音尤为敏感。

“我小时候在家讲普通话，因为我父母都不是株洲人，只能用普通话沟通。方言都不一样而且互相听不懂”，王先生说。他拿字节跳动副总裁，湖南新化人陈林举例说，陈林当年在北大求学时，曾经因为自己口音重，普通话不好而感到自卑，觉得很难和别人沟通。“这个事（推广普通话）我看还挺正常的。因为如果不是国家推广普通话，就感觉其实离开湖南或者去外面的世界交流还挺有障碍的。湖南人觉得要走出来才是成功的，而走出来你得跟人交流。”

王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虽然湖南省有上百种方言，但是除了长沙、株洲、湘潭等地，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方言很“土”，讲起来觉得难听。但是，如果方言全部消失，王先生也表示遗憾：“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反正如果我那个方言没有了，我不太能接受。”

不过，王先生如今已经移居海外，他上小学的女儿现在主要说普通话和英文。除了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偶尔出现的几个方言俚语，父亲老家的湖南话她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了。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文学评论家周若川在提到13岁的女儿不会说上海话时也感觉有点可惜，但是女儿的同学基本都是外地人，不但在学校不需要说，回家她也坚持和父母说普通话。

“上海话消失当然是遗憾的。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情况。如果是一个移民城市，采用公共的语音，这是比较正常的，比如深圳。世界各地都是，全球化以后，多样性变弱，丰富性变少。举个例子，福建过去五十几种方言。现在方言都还存在，但是因为无法交流，实用性很差。”上海多年来也一直都有“保卫上海话”的宣言，广播电视台也都保留方言的节目，但是周若川发现，“节目里的上海话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受到普通话侵蚀后的上海话，用词和发音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不只是方言的衰败让周若川感到惋惜，作为文学评论家的他，认为繁体字的消失也是中国文化莫大的遗憾。“简体字是对繁字体极大的破坏。古典文献都是繁体字，如果用简体字写书法会让人笑死”，他对美国之音说：“繁体字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现在虽然大家不可能用繁体了，但是最起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应该会识繁用繁。普通人可以识繁，不一定书写，但是应该能认识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同样认为有必要保留繁体字的还有广州的袁先生。“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繁体字！”，袁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很羡慕香港台湾等地到现在还保留了传统的繁体文字：“ 他们不嫌麻烦的，没人会嫌自己文字麻烦的。他们的那种意境我们就没有。”

生于70后的袁先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粤语的衰落：“现在在广州市面上已经听不到粤语了。你去电脑城买东西，去逛商场，听不到粤语了，非常可惜啊。我小时候广州满城都是粤语啊。”

袁先生认为，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方言使用逐渐变少是大势所趋，没法改变。但是他比较不满意现在小学生放学之后也被要求说普通话。“我小姨子的儿子今年10岁，他回到家，在村里跟小邻居，隔壁同学都说普通话。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要求的。本来上课已经百分百普通话，回家还要求他说。”

袁先生表示，如果粤语最终消失，他不能接受：“我担心我未来的孙子他们不会说本地话了。我肯定不高兴啊，因为广州这边的人对方言还是很看重的。但是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已经跟我们那一代人已经不一样了。他们就好像无所谓。”

老家江苏镇江的姚女士在北京生活多年，现在即使见到老乡，也很难用家乡话交流了，部分原因是觉得“别扭”，还有时候觉得家乡话的词汇量已经不够足以表达想说的话。对于家乡话会不会有一天完全消失，她告诉美国之音说：“发自内心的讲，我能接受，无所谓。我觉得就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方言一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多东西都没了。没了就没了，其实对我生活没什么影响。”

但是她也认为，没有方言的中国将会变得枯燥无味。她说：“我觉得普通话一定要推广。联合国还有官方语言呢，中国必须要有官方语言，要不然大家没法交流啊，什么都搞不了。但是我觉得方言还是要留的。因为方言就是一个地方的特色嘛。如果都说普通话，这个中国也没啥趣了。”

大一统局面下的汉字共同体

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国语系统，早在193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国音常用字汇》时就已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6年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推广普通话”年被写入宪法，1994年推出普通话水平测试，2000年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周若川告诉美国之音：“推广普通话很实用，确实是这样。比如说秦始皇搞了量同衡，车同轨，书同文；书同文就是李斯发明的小篆，形成了汉字共同体。如果没有这个汉字共同体，中国这个大一统早就分崩离析了。”

生活在乌鲁木齐的80后维族姑娘古丽（化名）说，其实早在她90年代后期上学的时候，维语教学就开始渐渐消失了。

她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以前可能三年级开始，然后可能是第一批上了民语学校的学生。到了后来，高中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是汉语教学，只有母语课是维语。到最后完全取消是在这些年，09年之后。”

2020年9月，内蒙古的一些蒙族民众因为中小学校减少蒙语教学提出抗议，引起境外媒体注意和报道，但是最后在高压之下不了了之。古丽认为，对于少数民族的本族语言来说，面临的命运最终都是一样的。她说：“这个东西就是循序渐进。但是新疆和西藏肯定是快过内蒙古的。内蒙古是前年才出那些事儿嘛。他们其实是最晚的，新疆和西藏其实是很早的一批。09年之前新疆还有些知识分子出来反对一下，现在没这个空间了。只能接受啊，你能怎么办。”

2021年1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有的规定，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我们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此项解释被看做是中央政府对内蒙古抗议事件的释法回应，也就是继续推行之前的汉语教育。

古丽和她的父母坚持在家说维语，但是她注意到朋友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只用汉语交流了。虽然维语和汉语都很流利，古丽自己觉得很矛盾，因为汉语好，给她带来了职场上的优势。

她告诉美国之音说，表姐表哥们跟她的境遇就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用维语上的大学。“虽然也是上的大学，可是毕业以后在就业上有非常多的困难。你说他们是文盲吗，不是！他们只是用另外一种比较小众的语言去接受了教育。所以他就会处处碰壁”。

古丽说：“你如果用民族语言去接受教育了，你就等同于是个文盲。所以现在为什么家长越来越愿意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不是说想让孩子同化，而是说想给他一个更好一点的未来。”

周若川认为，在大一统思想的强势下，语言最终将不可避免的单一化。他说,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主要就是一个汉字共同体。到了毛泽东时代，搞了个北京话共同体，在汉字共同体基础上做了一个更深的叠加。现在习近平搞了个资讯共同体:所有公共的资讯，都必须是统一的声音。

周若川对美国之音说：“以后，思想共同体一定会出现。脑子里插个芯片，那全都是一样的思想。从汉字共同体到北京话共同体花了两千年时间，但是北京话共同体到资讯共同体只花了三十年时间。然后再到插芯片的思想共同体，我看十年时间就可以完成，《1984》的3.0版就实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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