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臨新疫情危機:無法與病毒共存,也無法「清零」


  • 紐約時報中文網
    王月眉, 王霜舟2022年2月17日

    「『動態清零』,我承認是一個內地的策略要求,」她上月對記者說。「但我不是『始作俑者』,所以如果你要『動態』二字很權威性的定義,對不起,真的解釋不了。」

    從本質上講,香港面臨的危機反映了其獨特政治模式的局限性。衛生專家指出,某些措施,比如對全市進行強制病毒檢測,在香港不切實際,還可能激起已對政府深感不信任的公眾對政府的憤怒。但隨著中央政府通過使用國家安全法全面壓制異見,對香港施加越來越嚴格的控制,這些考慮可能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一些人把香港對疫情採取更嚴格限制措施的意願稱為其對北京表忠誠的指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香港問題的法學教授田飛龍說,「香港抗疫出現漏洞和搖擺,說明特區政府部分官員並未滿足『堅定愛國者』的要求。」

    香港政府上個月被迫出面澄清,對動態清零的有效性發表「一般純意見討論」不涉違法。此前,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暗示,質疑動態清零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

    與此同時,公共衛生方面的損害繼續增長。政府數據顯示,約1.2萬名病毒檢測呈陽性的感染者仍在等待醫院或隔離病房床位。在五個月沒有出現新冠病毒疾病死亡病例後,香港在過去一週至少出現了21例死亡病例,包括週二死亡的一名三歲女童和一名百歲老婦。

    在這輪疫情暴發之前,香港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新冠病毒。香港嚴格的保持社交距離規定,加上對接觸者進行積極追蹤的做法,意味著政府相對較快地遏制了此前的四輪疫情。在2021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香港沒有本土傳播的感染病例記錄。但是,感染性高的奧密克戎變異株擊破了香港的防疫。

    對當地最早的奧密克戎感染病例的追蹤發現,感染者是去年12月從國外返回的兩名空乘人員。一個更大的奧密克戎聚集性感染群與一名從巴基斯坦返回後在酒店隔離期間被感染的女子有關。

    該女子把病毒傳給了丈夫,她丈夫又把病毒傳給了一個大型住宅區的清潔工。在100多人病毒檢測呈陽性後,香港上月對六棟建築進行了封閉管理,並對3.7萬人進行了病毒檢測。

    現在,新冠病毒已蔓延到20多家養老院和護理機構,凸顯了香港應對病毒工作的另一個弱點。雖然香港11歲以上的人群中,已有逾84%的人至少打過一劑疫苗,但在70歲以上的人群中,該比例僅為56%。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因為直到最近,病死率和感染率都相當低,」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電話採訪中說,她在她的司機病毒檢測呈陽性後正在進行自我隔離。「老年人認為他們不需要接種疫苗,因為擔心可能會出現併發症。政府也猶豫了。我們對接種疫苗沒有強制性要求。」

    隨著疫情的擴大,林鄭月娥最初曾試圖清楚地劃分香港和內地的情況,儘管她誓言堅持動態清零。她曾在上月表示,邀請內地工作人員來港進行挨家挨戶的檢測不現實,部分原因是語言差異;香港的主要語言是粵語,而不是內地使用的普通話。林鄭月娥也拒絕了親北京議員提出的全民強制檢測的呼籲,為更具針對性的病毒檢測進行了辯護。

    「如果我們放棄了這個如此有成效、聚焦的檢測工作,貿然聽取一些意見去跟從別的地方進行所謂小區檢測,我不會承擔這個後果,」林鄭月娥說。「抗疫工作不是口號。」

    「雖然香港政府聽從來自北京的指示,但他們對全速前進仍存猶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林和立說。「他們知道,大多數香港人不信任中央政府做事的方式。」
    但最近幾週,隨著疫情失控,要求香港採取更接近內地做法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官方新聞機構以及中共的官方喉舌都在本月發表了評論文章,對任何與病毒共存的暗示提出警告。

    曾任香港政府顧問的邵善波指責林鄭月娥「片面強調香港與內地的區別」。

    他在一篇觀點文章中寫道,「香港的做法不倫不類、半桶水、漏洞百出,釀成這次大暴發。」

    其他人則更明確地表示了香港疫情失控的政治意義。北京的田飛龍把香港控制疫情的失敗歸咎於過於受西方影響的官員。

    田飛龍在書面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最近的疫情表明,即使在國安法實施之後,「港府中仍存在一些不夠忠誠的官員和兩面派。」

    他補充說:「應該進一步從制度上將他們淘汰出來。」
    政治壓力,加上公共衛生問題的惡化,似乎已產生影響。上週末,香港官員前往邊境對面的深圳,與那裡的官員成立了聯合工作組。香港政府說,工作組的任務包括提高檢測能力,建設臨時的隔離設施,這些都是內地使用的方法。

    北京本週三宣布,在地方工作組的基礎上,還將增派中央政府官員幫助管理香港的抗疫工作。

    但就連親北京的人士也承認,香港不可能完全複製內地模式。據百色市政府的新聞發布,這座位於中國西南部、人口約360萬的城市出現了數十例感染病例後,當局本月對全市進行了封閉管理,組織了3.8萬名黨員和工作人員前往社區協調物資供應。這種基層網路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內地控制社會的方法之一。香港的人口是百色的兩倍多,但沒有這種網路。

    「主要是缺乏足夠的組織、動員及控制能力,也缺乏一個強勢政府,」為中央政府擔任香港問題顧問的劉兆佳說。
    香港人也可能會強烈抵制全市範圍的封閉管理。林鄭月娥上月去一個封閉管理的住宅區視察時,居民們從窗戶裡對她罵不絕口,這麼公開地表示異見自從國安法實施以來已頗為罕見。

    香港政府一直在推出內地使用的更具侵略性的接觸追蹤應用軟體上猶豫不決,部分原因是居民對隱私的擔憂。

    但林和立說,一些人擔心,當局會以最近的疫情為由,推出更多的監控措施。對香港和北京政府的信任已經「相當低」,他說。

    衛生專家表示,有關政治的辯論掩蓋了嚴峻的醫學現實。香港大學病毒學家西達爾特·斯裡達爾說,由於老年人的疫苗接種率較低,加上封閉管理實施較晚,無論香港政府採取什麼新措施,目前的情況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善。

    「香港行動得太晚了,」他說。「我們沒有任何好的選擇。」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217/hong-kong-covid-omicron-wave/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