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希望》：網絡社會運動像是一種病毒，散布了「同在感」，將人們的憤怒轉變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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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與希望》：網絡社會運動像是一種病毒，散布了「同在感」，將人們的憤怒轉變成希望

文：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網絡社會運動：一種新興的模式

本書所研究的社會運動，以及近年來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社會運動，有一些共通特點。

這些運動都以多種形式串聯起網絡。網際網絡和行動通訊網絡是必要關鍵，但網絡形式卻相當多元，包含線上和線下的社交網絡，以及已存在的社交網絡，與在運動中形成的網絡。網絡存在於運動之內，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其他運動之間，也存在於與部落格、媒體和整個社會的關係之間。網絡科技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為這種持續的、不斷擴展的網絡實踐提供了平臺，這種實踐會隨著運動的變化而發展。雖然運動通常藉著占領行動和街頭示威扎根於都市空間，但得在網際網絡的自由空間中才能繼續發揮影響力。因為它們都是多重網絡串成的網絡（a network of networks），所以有辦法不靠一個特定的中心，而是透過多個節點間的交互作用，確保協調以及審議的空間。

因此，他們不需要正式的領導、指揮和控制中心，或一個垂直式的組織來分發資訊或指令。這種去中心化的結構，讓人們參與運動的機會最大化，因為沒有明確邊界的開放網絡，所以會隨著人數、參與程度重新自我調整。這也讓運動不易受到鎮壓威脅，因為除了占領地區之外，沒有什麼具體目標可以下手。只要有足夠的參與者加入運動，將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價值觀鬆散地聯繫在一起，這個網絡就可以不斷自我改造。網絡是運動存續的方式，它將保護整個運動免於對手的威脅，也讓自己免於內部官僚化以及被操縱的危險。

這些運動通常始於線上社交網絡，然後再藉由占領都市空間進而形成一場運動，例如，在公共廣場的長期占領或是持續上街頭示威。在網際網絡與無線通訊網絡上的空間，我稱為「流動空間」；抗議活動占領的地區以及刻意選擇的象徵性建築物，我稱為「地方空間」。運動的空間，永遠是這兩種類型空間的互動所構成。這種由網絡空間和城市空間混合構成的第三個空間，我稱之為「自治空間」（space of autonomy）（Castells 2014）；因為通訊網絡撐出一個自由的空間，讓人們可以自由地組織，決定自己的事務，但在同一時間，人們也必須挑戰來自體制的懲罰威脅，以及重新開闢出屬於人民的城市空間，自治才能發揮變革的力量。缺乏勇於挑戰秩序的自治，讓運動變得事半功倍。有了反抗，卻沒有在流動空間中為自治立下長遠基礎，運動只會淪為斷斷續續的動員行動。「自治空間」是網絡社會運動一種新的空間形態。

運動既是在地的，同時又是全球性的。它們從各自的背景脈絡出發，擁有各自的動機，建立各自的網絡，透過占領都市空間並連結網際網絡構建各自的公共空間。它們同時又具有全球性，因為這個運動在世界各地串聯，彼此從其他人的經驗中學習。事實上，很多時候就是受到其他經驗的啟發，進而組織起自己的動員行動。此外，運動在網際網絡上持續不斷地進行全球性的辯論，有時也會呼籲共同行動，在當地的網絡空間發起全球性的示威活動。從這些活動可以看出，它們非常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議題和問題的錯綜複雜，展示出一種全球性文化，同時又保有個體的在地認同。這些運動也在某種程度上告訴我們，當下的在地認同與全球個人網絡之間的分裂，未來有一天將會消失。

如同歷史上其他許多社會運動，透過結合兩種不同的經驗，創造了自己的時間形式：超越時間的時光，超越歷史邊界的時間形式。一方面，他們在占領下來的地方定居，日復一日地生活，不知何時會被驅逐，他們的日常時間不再受限，不再需要遵循從前的生活規律，而是把當下的時刻過得像是夢想中的另一種社會。另一方面，他們在辯論和行動計畫之中，以及從運動的實踐中，長出新的生活方式及新社區形式，創造無限可能。他們以自己的經驗活在當下，又以自己的期待規劃想要創造的未來。在這兩種關乎時間的實踐之間，他們拒絕從屬任何現實的時間。因為人類只有在實踐行動的時候，時間才有意義。這種雙重的「超越時間的時光」，比生產線工人的工作時間，或是財務主管的加班時間更為真實。這是一種新興的、另一種形式的時間，由現在與未來的每一個當下揉合而成。

這些運動的源起基本上都是自發的，通常是被憤怒的火花所引爆，可能跟某一具體事件有關，或是對統治者的行為極度厭惡。所有的行動都是由流動空間發出的呼籲所策動的，這些呼籲目的是在各個固定空間建立一個反叛行動的即時社群。呼籲究竟是誰先發起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訊息在多位不特定的人之間流轉造成的影響，他們的情緒會隨著訊息的內容和形式牽連。最具煽動力的訊息形式就屬影像。初期的運動， YouTube是最有力的動員工具之一，其中又以警察的暴力鎮壓或暴民的畫面特別有用。

社會運動像是一種病毒，散播的方式就像網際網絡散播其他資訊的方式一樣（Nahon and Hemsley 2013）。不僅是訊息本身就帶有病毒的特徵，特別是具煽動性的影像，也因為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運動本身就具有示範效果。我們觀察到運動宛如病毒般，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機構傳到另一個機構（Toret, coordinator, 2014）。即使距離遙遠、文化脈絡大不相同的地方，在看到或聽到其他地方的抗議活動後，也能激發出行動，因為它讓人們感受到有改變可能的希望。

在「自治空間」中進行大量審議，才有辦法讓憤怒轉變成希望。決策通常發生在議會和議會指定的委員會。這些運動通常（但並不是總是）沒有領導者。並不是因為運動中沒人有能力成為領導者，而是因為在一個多元自發的運動中，大多數的參與者具有懷疑的精神，拒絕任何形式的代言。我們所探討的這些運動會有這樣的特質，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大多數人平常的政治經驗都是感到背叛及操縱，因此拒絕再讓任何人代表自己。在很多情況下，可以看到一些參與者全心全意投入運動，他們會比其他人更積極，或是更有影響力。但這些積極分子被群眾接納的前提是，他們不能擅自為運動做重大決定。因此，儘管運動的日常實踐中常有明顯的衝突，但大致上有一條隱形的規律：那就是運動是由該運動中的人自己管理自己。這不僅建立了一套組織的程序，也成了政治上要達到的目標：這些在運動中實踐的原則，也是為未來真正的民主奠定基礎。

具橫向連結又多元的網絡同時出現在網際網絡上和都市空間中，創造了「同在感／親密無間的連結」（togetherness）。這是運動的一個重要關鍵，因為彼此有一種親密無間的連結，人們才得以克服恐懼，發現希望。這種同在感並不足以成為社群，因為社群總是共享同一種價值觀，而這是要靠運動的過程來形成。大多數參與者都帶著自己的動機和目標來參與運動，在運動的實踐中發現彼此潛在的交集點。因此，社群是一個未來要達到的目標，但「同在感／親密無間的連結」是一個起點並讓自己有力量的來源：「在一起我們就有可能」（Juntas podemos／Together we can）。網絡的橫向連結讓人們可以合作，並團結一致，同時削弱正式領導人的必要性。因此，看似沒有效率的審議和決策，實際上是建立信任的基礎。沒有信任，就不可能在充斥競爭和犬儒主義的政治文化環境下發起共同行動。運動本身建造了自己的解毒劑，來與他們想要抵抗、瀰漫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抗衡。運動從一次次辯論中得出相同的原則：目標其實無法讓手段合理化，是採取的手段體現了變革的目標。

這些運動都非常強調自我反思。參與者無論是從運動抑或從個人出發，總是不斷反問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麼、想要達成什麼目標、什麼樣的民主和社會是他們期望的，以及如何避免落入陷阱或重蹈許多運動的覆轍。過去許多運動常常在自治和主權等政治運作上，在自己身上複製他們想要改變的體制機制。反思的特質不僅出現在大會審議的過程中，也體現在網際網絡上許多論壇、無數個部落格和社交網絡的小組討論中。在這些辯論中，常常會談到一個重要議題：暴力問題。各地運動的行動過程都會遇到暴力問題。原則上，這些運動都是非暴力運動，通常最一開始的出發點都是和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但是，由於他們不認為從體制內管道可以得到公平的對待，為了對政治當局和商業組織施加壓力，必定會採取破壞性策略、占領公用空間。因此，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不同程度的暴力鎮壓是相當常見的狀況，只是會根據體制背景和運動面臨的強度而有程度差異。

再者，由於所有運動的目標都是希望代表整個社會大聲疾呼，因此這些運動必須維持其存在的正當性，他們採取的辦法，就是將其和平的特質與體制的暴力相對照。我們常在許多例子上看到，警察暴力的畫面激發公民對運動的同情，為運動注入新活力。但另一方面，個人和集體都難以避免在過程中自我防衛，在阿拉伯起義中尤其明顯。當時，面對不斷發生的大規模軍事暴力屠殺，一些民主運動最後都成為血腥內戰的幫凶之一。當一個社會運動開始加入暴力行列，社會運動就消失了，反而成為爭奪國家權力的另一支暴力團體。

在自由民主國家的狀況則大相逕庭，不過警察常任意使用暴力，之後又逍遙法外的狀況，卻給一些目標堅定的小型團體開了新路，他們為了更凸顯制度的暴力，打算以暴制暴。群眾暴力為媒體提供吸引眼球、有操作空間的鏡頭，還成為政客和意見領袖帶風向的工具，希望能藉此盡快壓制這場運動發出的批評。暴力問題相當棘手，這不僅關乎到運動的戰略，還攸關運動的生死存亡。因為只有當它們的行動與訴求獲得社會大多數人（99 %）的共識時，社會運動才有機會進一步推動社會變革（Lawrence and Karim 2007）。

這些運動的發展很少是跟著一套程序在進行，除非它們關注一個明確、單一的問題，例如：打倒獨裁政權。運動通常涵括很多不同的訴求，大多時候這些訴求都來自公民，因為公民渴望能決定自己的生活條件。但因為訴求包羅萬象，動機也毫無限制，所以他們無法將任何組織形式化或推出一個正式的領導者。這是由於他們的共識（即他們的「同在感／親密無間的連結」）仰賴的是為了特定目標所專設的討論和抗議行動，而非圍繞特定目標去完成一項計畫。這種情況對運動來說既是優勢（訴求公開廣泛），亦是劣勢（當一個運動沒有明確的達成目標時，那這個運動可以做什麼？）也就是說，它們不能只關注單一任務或計畫。另一方面，它們也更不容易被引導到狹隘的政治行動中。也因為如此，運動很難被政黨吸收（也普遍不信任政黨），但政黨還是可以從民眾運動所推動的思想轉變中獲利。這些社會運動既可以改變社會價值，也可以推動輿論，改變選情。

他們的目的在於改造國家，而非搶奪國家。他們表達感受，激起辯論，而非創造政黨或是支持政府，儘管他們可能成為政治行銷的目標。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可能催生新的政黨形成，很接近於運動最初的理念，但又明顯有些不同。然而，不管如何，這些社會運動基本上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特別是他們在網絡民主基礎上，提出並實踐直接的協商式民主。他們提出一個網絡民主的新烏托邦，這個烏托邦是建立在地方社區和虛擬社群的互動上。

但是，烏托邦不只是幻想而已。作為政治制度根源的大多數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起源於烏托邦。因為烏托邦藉由體現在人們的思想中，激發夢想，引導行動，並鼓勵人們的回應，而成為一種物質力量。而這些網絡社會運動在他們的實踐中所提出的東西，是一個處於網絡社會文化核心的新烏托邦：相對於制度社會的主體自治烏托邦。事實上，當社會無法在現有制度下處理好結構性危機時，只有藉由改變權力關係，才能在制度以外發生變化。這個權力關係的轉變始於人們的思想，並以網絡的形式發展；在這些網絡中，新行動者將自己視為正在形成的新歷史主體。如同所有的科技，網際網絡體現了物質文化，特別適合作為建設自治社會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