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t we forget: 1943年10月29號，日軍處死前防衛司傅瑞憲等一行人

[匿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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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枚勳章的背後，都有一個活生生的血淚故事。

「香港保衛戰勳章説故事」系列今次介紹佐治十字勳章（George Cross）獲頒者－香港政府首任防衛司傅瑞憲（Defence Secretary John Alexander Fraser）。

佐治十字勳章與佐治獎章（George Medal），由英皇佐治六世於二戰期間的1940年9月24日確立，表揚平民的英勇行為。佐治十字勳章嘉許「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展現最偉大的英雄行為或最顯著的勇氣（for acts of the greatest heroism or of the most conspicuous courage in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danger）」，在英勇行為嘉獎體系排行第二，僅次於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佐治十字勳章至今總頒發408次，比總頒發1,358次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更罕有。翻查英國國家檔案館紀錄及《倫敦憲報》，香港開埠以來僅6人獲此殊勳。當中5人是在香港淪陷期間籌劃大規模逃出行動失敗被日軍處死，獲得死後追頒。

其中一位在戰時並非軍人，鮮有人留意，他就是港府首任防衛司傅瑞憲。

圖：一戰期間的陸軍軍官傅瑞憲。

傅瑞憲戰時雖無軍職，但絕非弱不禁風的書生。傅瑞憲1896年生於愛丁堡，就讀於愛丁堡大學。一戰期間，他在西線戰場服役，擔任皇家蘇格蘭遂發槍團（Royal Scots Fusiliers）的代理少尉（Temporary 2nd Lieutenant），參與過慘烈的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戰役期間，傅瑞憲帶領轄下的機關槍隊走出戰壕，在砲坑中堅守4小時，抵擋德軍的進攻。他因此在1916年10月23日獲頒軍功十字勳章（Military Cross）。1918年終戰時，傅瑞憲官至少校。1919年，他退役並加入殖民地部，獲派遣來港。同年12月，傅瑞憲獲港督委任為官學生（Cadet），相等於今時今日的政務主任（AO）。

此後，傅瑞憲一直在港府擔任要職，1926年2月獲委任為北約理民官（District Officer, Northern District, New Territories）。北約理民官負責治理中港邊界以南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區內行政和治安，管理華人大小事務，角色類似清朝縣官，需要與當時的華人士紳親善友好。1929年冬天，為紀念中國通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兩度遊歷青山，傅瑞憲與周壽臣、羅旭龢等19位華人名流倡建「香海名山」牌坊。「香海名山」四字由金文泰親題，而牌坊正面第一根石柱上則刻有傅瑞憲與19位華人名流的名字，牌坊現為一級歷史建築。

圖：香海名山牌樓。

圖：戰前傅瑞憲肖像。（相片來源：南華早報）

1941年4月，港督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委任傅瑞憲為香港首任防衛司（Defence Secretary），亦即保安局局長前身，有權向任何人取得關乎公眾安全和防衛的資訊，可見港府擔心日軍在港收集情報。18日香港保衛戰之後，守軍力戰而敗，香港淪陷，10,000多名守軍被日軍關進香港各戰俘營。傅瑞憲在內的港府政要及約3,000名英籍外籍平民，則被囚禁在赤柱拘留營。

日軍治下，傅瑞憲和一眾守軍縱使身陷囹圄，朝不保夕，依然沒有絕望。1942年初，傅瑞憲把私藏的收音機交由兩位熟悉電子通訊的營友保管，他們每晚偷聽外界消息，再向他報告。1942年3月，輔政司詹遜（Colonial Secretary Franklin Charles Gimson）被任命為「英國共同委員會」（British Communal Council）主席，負責代表營友與日軍交涉。傅瑞憲隨即與詹遜分享資訊，並稱盡力保密外來消息。

戰俘們亦暗中與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合作，冒死計劃逃出香港。英軍服務團由1942年1月成功逃出深水埗戰俘營的賴廉士中校（Lt. Col. Lindsay Tasman Ride）在惠州組成，隸屬英軍軍情九處（MI9），目標為收集在港日軍的情報，以及協助戰俘逃出重圍。

1942年10月，英軍服務團成功與戰俘取得聯繫。1943年初，服務團已經能夠定期與戰俘溝通。聯絡人有深水埗戰俘營的皇家蘇格蘭營霍德上尉（Captain Douglas Ford）和皇家空軍加利上尉（Flight Lieutenant Hector Bertram Gray），以及馬頭涌拘留戰俘營的拉吉普營安薩里上尉（Captain Mateen Ahmed Ansari）。逃出行動的實際指揮，則是身處亞皆老街戰俘營的參謀長紐臨上校（Colonel Lancery Newnham）。然而，拘留營內生活空間狹窄，人際關係緊密，容易東窗事發。1943年1月，大部分營友已經聽過有關收音機的傳言，不少人甚至知道收音機確實存在。

惡夢在1943年4月來臨，日軍設局拘捕了英軍服務團特工兼前香港義勇軍第三連成員旭龢（George Kotewall），施以酷刑並處死，得知服務團和戰俘計劃大規模逃出計劃。其後3個月，日軍憲兵拘捕超過200名軍民，在赤柱拘留營進行嚴刑拷問，傅瑞憲亦在此期間被捕。即使承受日軍長間虐待，傅瑞憲為保護詹遜的安全和英軍服務團的行動，始終對日軍三緘其口。1943年尾，日軍處決傅瑞憲、霍德、加利、安薩里和紐臨等一共40人。

戰後，1946年傅瑞憲和上述4位軍官一同獲追頒佐治十字勳章，表揚他們為自由寧死不屈而壯烈犧牲。1946年10月29日，《倫敦憲報》這樣總結傅瑞憲的功績：「他盡忠職守，英勇出眾且堅毅不屈，確實是激勵他人的泉源。無容置疑，他的高尚情操拯救了不少日軍想要加害的生命。（His devotion to duty, outstanding courage and endurance were the source of very real inspiration to others 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e lives of those whom the Japanese were trying to implicate were saved by his magnificent conduct.）」

戰前擔任助理警察司的諾斯（George Wright-Nooth），在日佔時期同樣被囚禁在赤柱拘留營，戰後在港留任，官至副警務處長。1994年，他在晚年出版 “Prisoner of the Turnip Heads: Horror, Hunger and Humour in Hong Kong, 1941-1945” 一書，記錄在拘留營的經歷。他在書中提到自己當時也知道秘密收音機的存在，若非傅瑞憲堅毅不屈，未有向日軍供出知情者名單，他很可能在1943年就被斬首。

傅瑞憲熟知華人脈絡，加上多年管治經驗，若從戰爭生還，戰後定能於港府擔任要職，就如公屋之父鄔勵德一樣，為香港社會作出更多貢獻。很可惜浪花淘盡英雄，傅瑞憲享年僅47歲，長眠於赤柱軍人墳場。不過，傅瑞憲以死明節同時拯救了很多生命，故事透過勳章傳頌，永存大家心中。

圖：赤柱拘留營。

圖：諾斯的著作。

圖：傅瑞憲在赤柱軍人墳場的墓碑。

參考資料：
Banham, Tony. We Shall Suffer There: Hong Kong’s Defenders Imprisoned, 1942-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Wright-Nooth, George. Prisoner of the Turnip Heads Horror, Hunger and Humour in Hong Kong, 1941-1945. London: Cooper, 1994.

劉智鵬，《香港地區史研究之四：屯門》，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曾銳生，《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香港: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

Bulletin Board. Accessed December 18, 2020. https://www.police.gov.hk/offbeat/730/eng/b15.htm.

“THE VICTORIA & GEORGE CROSS COMPREHENSIVE GUIDE.” John A Fraser GC – victoriacross. Accessed December 18, 2020. http://www.vconline.org.uk/john-a-fraser-gc/4589165359.

地下抗戰﹕香港淪陷與香港英軍服務團. Accessed December 18, 2020.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baag.php?lang=tc.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ZETTE, DECEMBER 19, 1919
https://lib.hku.hk/hkgro/view/g1919/61673.pd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ZETTE, FEBRUARY 26, 1926
https://lib.hku.hk/hkgro/view/g1926/98870.pd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ZETTE, JUNE 6, 1941
https://lib.hku.hk/hkgro/view/g1941/304331.pd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ZETTE, OCTOBER 17, 1941
https://lib.hku.hk/hkgro/view/g1941/305810.pd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ZETTE EXTRAORDINARY, JUNE 25, 1940
https://lib.hku.hk/hkgro/view/g1940/582256.pdf

The Edinburgh Gazette, 23 October 1916. Issue:13001 Page:1889
https://www.thegazette.co.uk/Edinburgh/issue/13001/page/1889

The London Gazette, 25 October 1946 Supplement:37771 Page:5307
https://www.thegazette.co.uk/London/issue/37771/supplement/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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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atershedhk.com/安薩里上尉：寧死不屈的衛港印兵軍官/

//1941年12月香港保衛戰期間，守軍主力有英屬印度陸軍的第7拉吉普團第5營（5/7th Rajput Regiment）和第14#旁遮普團第2營（2/14th Punjab Regiment）。兩營印度兵與日軍作戰英勇，蒙受重大傷亡，拉吉普營更是此次戰役傷亡最慘重的部隊。拉吉普營先是陣守醉酒灣防線東翼，繼而在魔鬼山奮戰為「大陸旅」撤回港島殿後，其後再在北角首當其衝抵擋日軍登陸總攻擊。此役，共有892人的拉吉普營有156人戰死、113 人下落不明、193人受傷，傷亡率達51%。當中，全數17名軍官戰死或負傷。

安薩里上尉 Captain Mateen Ahmed Ansari（1916-1943）隸屬拉吉普營A連，香港淪陷後，他被關進為印度兵而設的馬頭涌戰俘營（Ma Tau Chung POW Camp）。安薩里是伊斯蘭教徒，出身印度名門望族之家，受訓於著名的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由於地位崇高，日軍曾企圖攏絡他帶領印兵變節，為日軍服務，但安薩里斷言拒絕。

1942年1月，賴廉士上校（Sir Lindsay Tasman Ride）成功逃出香港後，成立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s Group）營救在港戰俘。儘管面對死亡威脅，安薩里仍然按照英軍服務團的指引，秘密與深水埗、亞皆老街戰俘營的英軍軍官聯絡，策劃一場大型逃脫行動。

1943年4月16日，安薩里透過印度籍特工高禮和（Naranjan Singh Grewal），向英軍服務團總部傳達了一道加密訊息，表示自己雖受日軍嚴刑迫供，但現已康復，隨時可以實行逃脫行動。

可惜現實並不如電影般完美，邪未必不能勝正。就在四日前，4月12日，特工兼前 香港義勇防衛軍第三連成員葛德麟（George Kotwall），被叛徒出賣，繼而被日軍憲兵隊拘捕並處死，逃脫行動因而敗露。同年5月，安薩里被捕，被帶到赤柱拘留營，慘受饑餓之苦及被憲兵虐打。然而，安薩里苦撐至10月仍然守口如瓶，沒有供出任何對英軍不利的情報。

1943年10月29日，日軍似乎失去耐性，安薩里、高禮和一共30名英、印、華籍英軍服務團特工及相關人士都被處以斬首之刑。行刑前，安薩里展現出最後的忠誠和勇氣，根據其他生還者憶述，他當時仍然安慰身邊的人：

“Everybody has to die sometime. Many die daily from disease, some suffer painful, lingering deaths. We will die strong and healthy for an ideal; not as traitors, but nobly in our country’s cause. We cannot now escape the enemy’s sword, but no one should give in to years or regrets, but instead face the enemy with a smile and die bravely.”「人終需一死，很多人因病離世，承受揮之不去的痛楚。我們會堅強而健康地死去，全為信念，不作叛徒，高貴地為國捐軀。我們如今避不過敵人的劍了，但無人應流淚或抱憾，我們要含笑面對敵人，勇敢地命赴黃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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