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張卓勤:「若警方不取資料，又怎知沒有」 鄒幸彤: 「我哋點樣反證一個唔存在嘅情況呢？」

[匿名者]

支聯會被指拒按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交資料案，周六（10 日）踏入第 11 日審訊，主控張卓勤繼續盤問鄒幸彤。

張問及為何不按通知書規定向警方交資料。鄒指警方索取的資料，涉及 1989 年至被解散前的員工個人資料、與其他組織活動的資料等，範圍非常廣闊，要求並不合理，支聯會難以提供，又指形同「叫我哋幫國安去做埋呢個起底工作」。

至於警方要求索「數簿」以證支聯會沒「帳面見不到的數」，鄒質疑「點解假設我哋會有帳面上無嘅數呢？呢個假設邊度嚟㗎？」控方追問，若警方不取資料，又怎知沒有。鄒反問，「點樣反證一個唔存在嘅情況？」。案件下周四（15 日）續審，鄒將繼續接受盤問。

《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審訊第 9 日，即 12 月 3 日裁定本案表證成立，辯方須答辯，3 名不認罪被告之中，鄒幸彤選擇作供。她周六續接受主控、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盤問。

張卓勤問鄒是否同意，一般來說，警方提出要求，索取資料及支持文件是合理的（reasonable）。鄒幸彤回答，「呢個唔係（《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 5 權限，即係如果警方想要啲文件，應該要用類似『提交物料令』嘅命令」。

鄒重申，認為警方所發通知書的要求不合理，「理由都講咗好多次，支聯會唔係附表 5 下嘅『外國代理人』」。鄒續指，支聯會沒交資料的原因，已在支聯會當時發出的公開信及記者會上交代。

張卓勤問，鄒幸彤及另外兩被告為支聯會幹事，以一般人說法（layman terms），即 3 人可「控制」支聯會事務。鄒指，「『管理』會恰當啲，我諗唔係我哋 3 個『控制』」，又指支聯會發出的公開信，是由「會嘅層面通過，唔係我一個人決定」。

張續指，鄒早前在證供上提及，支聯會有一「守咗 33 年嘅承諾」，即保護與支聯會同行及不同意向警方提供資料者，但沒在公開信中提及。鄒同意，指「呢個無需要去同警察去講，呢個唔係對警方嘅承諾」。

張卓勤續問，鄒爭議警方所索資料，是否因不同意時間範圍追溯至支聯會成立起、內容可從公開資料取得。鄒就前者指，「我認為要求去到 1989 年嘅資料，係非常之唔合理」，後者指「我哋都係查返公司註冊處㗎啫」、「睇唔到有個必要性去用附表 5 問我哋攞」，並批「成份通知書都係無任何理據去解釋（索取原因）」。

鄒引警方索取支聯會 1989 年至被解散前的員工個人資料為例，「其實我都唔知可以點搵到個清單畀控方，即係要有晒 1989 年至今嘅員工紀錄，我哋無一個隨手搵到嘅紀錄」，並指假設若有 30 年前在支聯會工作職員，往後不曾聯絡，突然「人搭人」找回對方，問對方取身份證及電話號碼、住址，「好自然反應係，我點解要畀你呀？而喺支聯會立場，都無權力命令任何人畀呢啲資料我哋，所以覺得呢個要求係完全唔合理」。

張卓勤質疑，通知書的要項 2，只要求支聯會提供他們和一些特定人物或組織之間的活動。鄒反駁指，通知書沒指明具體機構，反而是「開放性類別」，例如「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組織」，則支聯會須找出 2014 年起與支聯會合作者或出席其活動者，「逐個問下佢，到底有無收呢啲錢，先至可有能回答到呢條問題」，其中每年六四燭光晚會有 10 幾萬人參與，質疑可如何去查、查至何等程度才足夠，甚至是否有可能查到，形同「叫我哋幫國安去做埋呢個起底工作」。

張卓勤又指，通知書索取支聯會財政紀錄，目的是找有否「帳面上見不到的數」。鄒表示，支聯會若要回答，都是找核數師報告，「個資料來源都係會一樣嘅」。

張卓勤質疑，鄒似乎假設，支聯會所有資產都會在帳面上出現。鄒反駁指，「我諗個問題有啲調轉咗，點解假設我哋會有帳面上無嘅數呢？呢個假設邊度嚟㗎？因為我作為支聯會常委，我畀到嘅證據就係我哋成盤數，就喺我哋核數報告度。我哋無對我哋嘅會員有任何隱瞞，呢啲報告都係要畀大會通過嘅」。

張卓勤再質疑，「若警方不取資料，又怎知沒有」（how can the police tell, unless they had the information）。鄒指，「呢個真係一個有罪嘅設假嚟㗎喎」，「如果佢有基礎話我哋隱瞞條數，你咪畀個基礎出嚟囉，我哋點樣反證一個唔存在嘅情況呢？」又指附表 5 「唔係用嚟逼一個團體自證清白」。

另張卓勤質疑，通知書有留電話予支聯會聯絡警方，如不夠時間，何不撥電通知。鄒承認自己沒打去，「因為一個原則問題，唔係爭取延長或限期」。

案件將在下周四（15 日）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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