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反啟蒙、法西斯、基督教與伊斯蘭──觀念的力量和人文學的重要

[匿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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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考特・蒙哥馬利（Scott L. Montgomery）、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
結論：觀念的力量和人文學的重要性

（前略）
反啟蒙

面對西方啟蒙運動的重大勝利，反啟蒙一直是、也持續會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反動。法國大革命的過激（從暴民統治和恐怖統治，到拿破崙的軍事獨裁並向全歐洲開戰），鼓動了支持政治和道德傳統的宗教與君主制反動。但隨著十九世紀的開展，因為所有的經濟和社會變遷，事態變得越來越清楚：呼籲要回到過去，已經不夠了。欲動員意見想法，提出的回應不能只是希冀恢復革命以前的時光。在十九世紀後半，許多不同的思想線索匯合在一起，為以群眾為基礎的反自由主義提供了哲學根基。

在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後來的吉姆・克勞法，以及持續往西部的擴張，為「優越」和「劣等」種族的理論，建立起意識形態正當性。某種非常相似的東西，也為侵略性衝動提供合法性，讓極度擴張的歐洲帝國主義在非洲和亞洲建立殖民地，特別是國內較傾向自由主義的英國和法國。最後，許多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知識分子，無論左派還右派，都有一個日益增強的想法，即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是異化、腐敗，無可救藥的虛偽，且非英雄、愚鈍，又循例呆板。這個想法促成許多有影響力的哲學陳述，呼籲一個新的、更有活力、反民主，甚至反啟蒙運動的回應，以清洗積累各種機能障礙的社會。

歐洲國家不斷茁壯的民族主義和殖民侵略性，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也讓上述傾向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轉化為災難性的政治反動。法西斯主義不只崛興於歐洲，也出現在最能理解西方進步的亞洲社會，主要是日本。到了一九四○年，在英語世界之外（最強大的美國，及其最後的盟友英國），啟蒙運動似乎已死。歐洲大陸上，只有瑞士和瑞典仍維持自由民主。歐陸其他地區不是被希特勒及其盟友占領，就是被史達林統治。在拉丁美洲，法西斯觀念和各種不同的獨裁政權大行其道；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猖獗一時；非洲和中東則和之前一樣，主要是殖民屬地。

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最終被擊敗了，但代價極高。而法西斯主義背後的各種觀念並未消失。理解較自由的觀念源自何處非常重要，知道法西斯觀念為何及如何發展、增生，也同樣關鍵。新版本的法西斯主義已經存在，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壯大，而非萎縮過時。

最後，我們感到有必要處理兩種宗教極端主義。它們也否定許多（如果不是所有）啟蒙運動的解放和進步觀念。我們顯然不同意它們，但堅持要嚴肅看待其背後的觀念並加以理解。它們不是未加思慮、非理性情緒和迷信的簡單產物，這是它們有吸引力的原因。就像面對我們支持的那些嚴肅觀念，對可能有反感的觀念，我們也必須去理解、視其為真地加以關心。
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成功地動員群眾支持，對啟蒙道德做出反動。毫無疑問，在義大利和稍後的德國，法西斯主義回應的是自由秩序真正失敗之處。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繼之以一九二○年代的經濟不確定性，當然還有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新蘇聯實踐的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以及墨索里尼和後來希特勒與日本軍方的法西斯主義，都允諾要解決這些問題。如此一來，在這些主要國家，在其拉丁美洲和較小型歐洲國家的旁支，以及在左翼的史達林蘇聯，自由思想、自由市場和尊重個人權利等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都被視為軟弱、腐敗和沒有效率而遭到摒棄。

在二次大戰及法西斯強權被擊敗後，右翼的反動看來好像已經告終，但事情並非如此。廣泛流行的反猶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極端民族主義並未消失；而在世界許多地方，對西方（已經是以美國為主，而非英、法）自由主義的批評仍具說服力。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共產主義和受馬克思啟發的左翼第三世界意識形態，都無法解決前殖民地地區的問題。這為更右傾的轉向打開一扇門，再次引發若干和二十世紀前期如出一轍，摒棄啟蒙運動的傾向。

在俄國和中國，獨裁、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是個強大的思想力量。結合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和偏袒特定腐敗、有政治關係的大企業，則重建了某種東西，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管理其社會的方式驚人的相似。當然，無論是後共產的俄國，或仍宣稱是共產主義的中國，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法西斯。但他們拒斥民主和西方，政治上不寬容，卻又同時嘗試扶植科學與科技創新，這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先行者並無太大不同。這在較小的強國也是如此，特別是在中東。從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土耳其，到教權支配的伊朗，以至軍事統治的埃及，至少在二○一○年代中，和前述相似的元素似乎普遍流行，或是正朝此方向發展。所有這些例子的結果，都不是預先注定的。但驚人的是，許多相同的反民主、反啟蒙運動的市場與個人自由論點，都重新變得流行，猶如它們在二十世紀前半那樣。

回到這些較早的辯論，可能會令人震驚。只要改動一丁點用語和參照，它們看來就跟以往一樣具現實意義。
基督教基本教義派

在美國，許多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都為這件事感到十分吃驚：在過去數十年，針對啟蒙運動自由主義和現代科學的宗教敵意，事實上有所增長。這來自相當高比例的福音派基督徒及其眾多組織。從一九七○年代開始，他們便在較高層級上，投入反動的政治和社會行動。這群虔誠的美國人，強烈拒斥以達爾文演化論為主（但不為此限）的現代科學。他們認為，將權利擴及性別弱勢族群，和賦予女性合法的墮胎權，是在散播不道德、不信神的腐敗，否定《聖經》教誨，並威脅到整個國家。因為在上帝眼中，國家的地位將因此降低。尤有甚者，這種宗教性得到數十年來傳教工作的推展，在世界較貧窮的地區取得驚人成就，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

就眼界而言，美洲新教福音主義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相當不同的。福音派擁抱美洲啟蒙運動的重要觀念，包括個人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他們是美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支持，並在十九世紀時成為一股主要的進步力量，努力幫助窮人、提升工人與婦女的權利，並終結奴隸制。他們傾向將美國工業主義的發展和現代性，視為上帝之國在應許之地的面向。人們必須接受這些面向，即便它們帶來的問題需要採取若干有益的介入。但就如南北戰爭在許多其他領域所帶來的影響，福音派也因為戰爭產生深刻分裂。在南方，福音派清教徒遠離現代性。他們在白人教會中聯合，持續憎恨北方，帶有種族主義，支持吉姆・克勞法的隔離，也不信任現代的進步。在國內的其他地方，特別是東北，福音主義的進步傳統在十九世紀末，於社會福音運動中得到復興。

基本教義派始於對兩個現象的直接回應，就是社會福音，以及拒斥《聖經》無誤論的強力新證據。它要求回歸超自然基督教的「基本」（“fundamentals”），和作為上帝原汁原味話語的聖典。到了一九二○年代，這個回應已滲透進南方多處和部分的中西部地區，是個尋釁啟戰的運動，冀求禁止講授演化論的新法律。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也就是著名的猴子審判的一個世代後，這種宗教特質看來似乎注定被淘汰。但在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當美國變得越來越保守，它便作為一股政治力量捲土重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基本教義派的福音人士，在某種程度上與宗教右派的天主教結盟，並開始了解疏離的美國白人的許多不滿。他們因少數族裔崛起、移民，和受高等教育且更富裕的菁英而感到邊緣化。這些基本教義派福音人士聚焦於共和黨，在政治影響力上，歷經一段羽翼飽滿的復興過程。

如果這個現象背後的諸般觀念，在政府中上層取得影響，會發生什麼事呢？美國將變成其開國元勛永遠無法接受的模樣。拒斥如生物學、地質學、氣候研究等科學，會讓傑佛遜、漢彌爾頓，以至於麥迪遜、富蘭克林、華盛頓、亞當斯、傑伊和一大批人心生厭憎。提高一個基督教派別的地位以凌駕其他宗教，甚而在聯邦和州的層級上具有支配性影響力，是否定深嵌於憲法和《獨立宣言》中的啟蒙原則。諷刺的是，這也牴觸福音派自己在革命時代所提倡的東西。雖然在理論上，大政府將被擱棄，但干涉家庭生活等個人權利的舉動，和帶種族色彩、對抗「外國」影響和移民的做法，也將損害長久以來的美國價值。

基本教義派勝利的趨勢能否在美國進一步擴散，頗值得懷疑。基本教義派對許多問題的僵固解答，對某些年輕福音派來說顯得無濟於事。年輕福音派人士認為，美國社會正處於變遷之中，要求擴大形式的社會正義與同情。啟蒙運動關於思想自由和接受多元觀點的理想仍有力量，基本教義派勢必會與這些理想產生衝突，而衝突必然將削減基本教義派的不寬容程度。但無可否認的是，作為一股世界勢力，這種宗教性格背後的觀念也有其吸引力，必須嚴肅以對。他們已透過特定方式證明其活力（即便看起來似乎一直固定不變）。也就是說，在基本教義派的例子中，觀念的力量，和理解其根源、力量及何以能說服這麼多人的必要性，也顯示我們必須閱讀、分析那些奠基性的文本及評注。
激進伊斯蘭教

在當代世界，很少有像極端穆斯林薩拉菲主義的興起和綿延這樣的關鍵問題，可以如此清楚地反映觀念的力量。美國的「反恐戰爭」已殺害很多暴力的極端主義者，並與他們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東等地交戰。非常多的穆斯林政府和俄國都攻擊、鎮壓這些人。但在非洲、中東、南亞與中亞的許多地方，他們仍持續如腫瘤般轉移，並一直以新的型態重新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尤其是後者），他們也被視為威脅，因為這些地方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少數族裔。

這就回到本書一開始徵引的雨果名言：「軍隊來犯尚可對抗，觀念來襲萬難抵擋。」這不是說薩拉菲主義會在多數穆斯林國家取得勝利，更不用說在全世界。長期來看，它可能無法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但「阿拉要求之聖戰」這樣的觀念，在活躍的少數派之間已根深柢固。僅將其當作某種非理性，或能夠透過野蠻武力加以根除的病理現象，則犯了歷史上某一類人所犯的相同錯誤：這些人都想藉由暴力鎮壓，來消滅其他種種強大的觀念。

關於薩拉菲主義的興起和存續，固然有不少經濟和社會政治方面的理由。但同樣甚至更重要的是，它背後有著一個觀念，關乎伊斯蘭教的恰當角色，伊斯蘭教在世界的地位及命運，和其真正敵人是誰。將這點表述得最好的是薩義德・庫特卜。在被處決的半個世紀後，他仍持續鼓舞數百萬人；影響力幾乎等量齊觀的印度——巴基斯坦教士毛杜迪亦是如此（他還為庫特卜的若干觀念提供基礎）。欲理解這個意識形態的根源，需要對其歷史背景和形塑其思想基礎的關鍵文本有所認識。若只是加以簡化並流傳於世，它們仍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鼓舞更多的薩拉菲主義者。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一樣，在這個多頭運動的中心存在一個思想體系，旨在回應其虔誠信徒的真正需求與期待。事實上，在這背後的正是許多穆斯林社會中世俗、溫和改革主義的衰弱與失敗。只要沒有成功的改革，薩拉菲主義仍將持續下去。

基督徒和穆斯林對現代性的排拒，特別是對啟蒙自由主義核心的否定，在許多方面驚人的相似，包括二者基本教義派接近妄想的部分，覺得自己被決心根絕整個信仰的邪惡勢力所包圍。但兩造陣營肯定都極其厭惡這種比較，因為他們視彼此為死敵，他們絕不可能成為盟友。即便二者都偽裝有個共同的「亞伯拉罕」上帝，都吸納某些猶太教的共同元素，關於哪個是正確的聖典、耶穌基督的本質、穆罕默德究竟是何許人等問題，他們卻有極為分歧的不同意見。對伊斯蘭主義者（但也包括許多其他人）來說，基督教乃歐洲殖民剝削者的宗教，且一直是可恨的西方的一部分。在非洲許多地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是水火不容的對手，二者的極端版本都不斷在此取得進展。但我們可以將二者視為一種可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合法的回應：即面對割裂、弱化和捨棄許多傳統與傳統理解的現代化力量時所做出的回應。

這便是所有反啟蒙觀念的基礎：現代自由主義讓世界變得更糟，腐壞又衰敗。因此，人們必須駁斥、更替啟蒙運動背後的諸般原初觀念。十八世紀啟蒙哲學家提倡一個普世性、和平、開明世界的美夢，但這是個虛假的夢，是必須摧毀的危險幻想。抹殺它的唯一法子，是透過可以帶來反視野（counter-visions）的反觀念（counter-ideas），包括那些暴力、極端的觀念。
人文學的重要性

這些考慮帶出一個結論（亦見於全書各處）。討論了若干對現代社會最具力量和爭議性的觀念，很清楚的一點是，人文學科對任何高等教育體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何以如此？因為沒有任何旨在讓學生認識世界、為了成為世界公民做準備的學習規畫，可以不對觀念進行研究、分析和批判性評估（當然還有本書迄今為止所努力說明的許多理由）。這是人文學科的老本與行當，有時也適用於社會科學，即歷史、哲學、文學、藝術、語言、古典學等領域。它們教授種種技能，以俾深究思想如何產生、表述，如何加以評價和產生影響。要理解觀念的力量，這些技能無可取代。近年的政治領袖，在這方面仍須加強。

這也帶出第二個結論。人文學科最重要的面向之一，應該是聚焦觀念史和鼓舞大規模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哲學潮流。如果我們想恰如其分地教育身處充滿挑戰的新世紀的年輕人，批判性閱讀並理解奠基性文獻，分析信仰體系，覺察催生不同運動、戰爭、制度、國家認同等現象的複雜論點，都是必備的能力。這不僅因為受良好教育的人是「更好的公民」（“better citizen”），也因為若非如此，吾人仍會對世界上發生的許多事和周遭種種感到霧裡看花或困惑。我們的世界以空前密集、迅速的方式連結在一起（特別是透過各種通訊媒介）。太多重要的東西過眼，藉以解釋它們的卻是膚淺、簡化的概括，或狹隘、偏頗的意見。

我們在此談的不是受後現代思潮影響，在過去數十年間廣泛見於人文學科系所的那類研究。眾所周知，它們支配了其他研究，得為人文學科教育和學習的衰頹負責。我們在此所努力的，和它只有部分關係。我們沒有要埋葬或拯救文學理論、文化研究、或諸如此類的研究。我們反對後現代的教育理念和研究，主要在於它把啟蒙運動（特別是對理性的熱愛）視為邪惡的根源，並因此否認其釋放的巨大正面力量和複雜遺產。釐清此問題有賴全面的歷史分析，在此無法細論。但從本書的討論可知，擁抱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讓許多傑出的後現代思想家典範離反啟蒙只有幾步之遙，最著者如海德格、卡爾・施密特、保羅・德曼（Paulv de Man）和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這絕非偶然。他們早年都曾與法西斯主義合作——儘管布朗修和其他人不同，他對法西斯主義的看法有明顯改變。

本書想強調，我們需要可以幫助吾人更好地闡明現代社會人類經驗現實的研究。批判性閱讀、討論那些對創造現代世界有無可估量重要性的文獻，應成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大家都會同意，我們認為必不可少的人文學取徑（如我們在字裡行間所提示、追尋的），並非孤明先發，因為本書所倡議的東西，很多曾在西方世界的學院和大學中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我們指的並不侷限於啟蒙運動。閱讀反對啟蒙運動的觀念，和理解由它所生的觀念一樣重要。這些反啟蒙的觀念，也必須透過一種淵博有見地的方式加以理解、批評。許多在過去三百年有強大影響力的思想家，在本書中僅稍稍提及甚或沒有出現，有些（遠過於我們能力所能處理）還不是歐洲或美國人。但大體而言，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也對西方觀念做出或迎或拒的回應。

我們相信，人文學理應擴展其主題，含括所有領域的主要思想家，亦即去分析經濟學家、科學家甚至數學家的哲學、政治和社會觀念，而不僅限於哲學家、作家、藝術家和社會理論家。毋庸多言，這將囊括世界各地的思想家，不為歐洲和美國所限，也不侷限於十八、十九世紀。

各類知識分子在現代史上擁有龐大、多面向的力量。他們的觀念，在掌握政治權力者的理想、政策和行動中，居於中心位置，也對政治、藝術、科學和所有制度產生巨大影響。若不知道他們希冀成就什麼，不知他們帶來什麼新觀念，不知他們何以既有影響力又充滿爭議，吾人很難理解我們所打造，並居於其中的世界。這可能不是人文學唯一能夠且應該做的事，但這麼做可望再次賦予此領域意義，並在近來的衰頹勢頭下，說明我們何以須珍視人文學。

到最後，我們仍面對這個問題：即便世界已不再由少數西方強權所主導，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面，是否可如此前那般，在未來數十年復振？另一個提問的方式（艾克頓勛爵可能就會這麼做），是追問在多大程度上，今日的知識分子、領袖和公眾，可以成為觀念的守護者甚或工具（雖然他們不願深入考察和精明地改良這些觀念）。他們若這麼做，我們不是都會過得更好嗎？這是有所承諾、投入且全球性思想史的工作。這樣的思想史，是要深刻說明此課題，把握牽涉其中的種種現實，並彰顯觀念可以如何幫助吾人，理解我們所打造的世界。

相關書摘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導論：為何本書用的術語是「觀念」而非「意識形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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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考特・蒙哥馬利（Scott L. Montgomery）、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
譯者：傅揚

價值混沌紛亂的時代，描繪一段偉大的思想史

還原亞當・斯密、馬克思、達爾文、傑佛遜和漢彌爾頓的思想主張，理解「自由、平等、演化、民主」如何形塑現代世界，影響人類歷史文化
《紐約時報》2015年百大好書、《彭博商業周刊》2015年最佳圖書、《優選》（Choice）雜誌2016年傑出學術著作得獎之作！

自由、平等、演化、民主這四大革命性觀念，到底如何形塑我們所知的今日世界？
這些偉大觀念，本身既含有矛盾與潛在危險，也同時具有解放力量的洞見。
這讓我們有更多理由，充分了解開創這些觀念的思想家究竟寫下什麼、意思為何。

過去三個世紀，觀念是現代歷史背後的主要動力，是構築現代世界種種決定和行動的根源。《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將觀念脈絡化，提供一個整體框架給讀者，以便理解社會變遷和意識形態衝突的進程。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證明了觀念的持久力量，為繼承啟蒙運動並體現其最崇高進步理想的諸人——包括亞當・斯密、馬克思、達爾文、傑佛遜、漢彌爾頓——描繪出令人難忘的肖像。本書也展現他們的思想，如何在時間之流及其追隨者和反對者手中，轉化信仰、制度、經濟和政治的本質。但這些觀念也隱含矛盾。有人利用它們，為諸如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等體制服務，或被史達林和希特勒等人所擅用、扭曲，並遭伊斯蘭薩拉菲主義者和基督教右派運用，激起針對啟蒙遺產的反動回應。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認為，若不熟悉這些改變世界的觀念，不明白其歷史和內在張力，我們不可能理解當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衝突。本書期待幫助讀者認清這些觀念的核心重要性：它們是西方人文傳統的歷史力量和支柱，也充分說明了，閱讀偉大思想家的著述，可以獲得無價的深刻洞見，理解那些形塑我們思考方式和信念的觀念。

本書第一部分全面闡述了自由、平等、演化、民主這四大觀念的啟蒙過程，以及它們在現代歷史和重塑現代世界的作用。第二部分闡述後人對這些思想進行的昇華與思辨過程，及其對人類信仰、制度、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