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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世紀的足印:重讀英女王訪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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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 #香港歷史 #女王訪港 #解密檔案英女王曾到訪之處,中環政府山有獲歷史建築評級、香港大會堂近年升格為古蹟、紅館依然在唱、沙田與跑馬地馬場在跑、印洲塘還是波平如鏡、理大橋端紅磡火車站口那開幕紀念碑仍在,幸得熱心城市保育的朋友關注,當年英女王探訪排檔小販那嘉咸街市集尚有。有些則已歷巨大變遷,例如於75年登岸的皇后碼頭被拆卸後重置無期、摩士公園游泳池亦已於2018年重建、而有著「九龍華富邨」之稱的愛民邨,到2024年也將步入15年前所言的重建之限。
儘管女王訪港已是上世紀,城市足印已逐漸褪色,然而英女王駕崩消息一出,仍然引起城內不少憶念,社交媒體充斥了當年到訪過的照片與郵票或硬幣上的女王頭,有種早已離開卻仍是在場的親切,成為近來此城一種弔詭的城市心境。
過往香港彷彿一直存在著弔詭,在1986年英女王二次或最後一次來港之後,時任港督尤德也曾於內部答謝女王到訪的文書中以內在的「自相矛盾」(inherent paradox) 來形容當年香港:一片人口98%屬華人的英國屬地、一個美籍人口多於英籍的國際之城,這也令英方及英國王室有著與其他殖民較不一樣的對待。
有關過往英國王室訪港的研究並不多,嶺大文化歷史學者馬翰庭 (Mark Hampton) 有較完整的整理,曾按過往有關英女王訪港的解密文書,來察視去殖化過程中王室訪港的角色與用途。按其檔案中的觀察,看到60年代以後港英政府如何視王室作為其中一種協助建立普遍合法性的象徵,67年如何成為考慮邀請王室到訪的「分水嶺」,亦對比了英女王於75年那次到訪直接對應後67年如何建立香港人身份,與及86年那次於香港前途塵囂落定之後3日之行,目標從建立合法性轉移為更多確立英方在港累積下來的成就 (craft a legacy of Britain’s accomplishments in Hong Kong),在公眾媒體上後者顯得較為「受落」(more receptive)。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此文再翻查及重讀當年英女王訪港前後的英國原始解密檔案,從追蹤當年英女王 (計劃) 所到之地,嘗試作出更多較少提及的內部細節及補遺,以提供一種純粹依書直說以外的脈絡化解讀。
➤「船灣淡水湖」:60年代女王不到訪之迷
英女王除了75年、86年兩次訪港,若要探討英女王對於香港的象徵意義,可參考一份關於討論英女王於60年代訪港的英國解密檔案 (1968 FCO 21/231 Discussions on merits of arranging for a visit to Hong Kong by HM the Queen),當中記述了60年代一次被擱置「首次」訪港安排。這次隱藏之行程鮮有外界知悉,於馬翰庭的研究曾有記述,而背後少被人詳述英方內部策略部署及考量,有助呈現英女王訪港除了展示「親民」之外對於香港的其他意義。
早在60年代,港英政府曾多番向外交部建議並遊說讓英女王訪港,卻被不獲外交部同意 (advise against recommending),內部評估訪港有一定的潛在政治風險,並擔心英女王訪港會被視為挑釁 (provocation) 。然而,伴隨英女王當時正計劃的1968年外交探訪,初步目的地有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時任港督戴麟趾於再次建議英女王訪港,並遊說指當年全亞洲首個最大型海中水塘的船灣淡水湖工程 (Plover Cove water scheme) 的開幕,將是機會難逢 (doubtful whether a better opportunity… could ever present itself),戴麟趾更形容此行能激發相當大國際關注及欣賞 (excited considerable international interest and admiration),當然因工程所帶來的湖水上漲令船灣6條客家村被淹沒,影響過千村民的迫遷重置史並無在該檔案中提及,若然女王到訪水塘或會牽涉在地爭議。
戴麟趾為了說服英女王訪港,幾乎出盡三寸不爛之舌,連10至12月外訪期間適逢香港「天氣很好」(because the weather here is then at its best) 的天氣因素,與及難向香港市民交代英女王今次遠道亞洲外訪卻不順便來港的原因 (the difficulty of explaining to Hong Kong people why having come so far she might be unable to come on here) (情感勒索?)都搬了出來,更指今次英女王專訪水塘這一計劃 (a project) 純屬「民生性質」,作為因應60年代香港水荒而建的大型水基建,被形容成惠民設施、國際矚目工程,與一般外訪 (generalised visit) 區分開來減輕引來的各種潛在外交反應。
當時外交部反認為淡水湖供水計劃可會成為當年東江水供港的「另類故事」(rather a different story),分析到不論是對港的水供應有助中國賺取外匯 (foreign currency),抑或是東江水的供應有助香港市民感恩祖國的關懷 (benevolent actions of the mother country),強調了殖民地供水自給反倒會為行程帶來不穩定性及危機。
英女王或許未能訪港的內部風聲讓港英政府焦慮,再建議亦可由查理斯王子甚至菲臘親王「頂上」。然而,英國政府的「王室外訪委員會」(Royal Visits Committee) 卻以親王行程不順路,而且訪港則太接近「皇權」為理由拒絕 (too close to the throne),檔案中卻未見有提及1959年時菲臘親王亦有曾訪港的案例,或許顯示英國內部未有認真考慮由其他英國王室成員代訪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內部討論當中提到,英女王的行程遍及星馬泰三國,單是疲勞 (physical exhaustion) 已足以解釋其「過門而不入」,不過是否真正原因則見仁見智。
然而,經過多次的內部電報書信來往,縱使面對多番遊說,在英外交部似乎仍不接受。從外交的內部討論得知,女王不來港早在1967年4月,即六七暴動前已成定局 (out of the question),而60年代亞洲之行最終亦順延。最後船灣淡水湖只樹立戴麟趾開幕的紀念碑,百家水喉水除氯氣外無緣添加「皇氣」,但重讀這份內部討論,可了解城市供水建設的城市史也並不那麼自然而然,外訪之行的官方論述及考慮比表面看來複雜得多。
➤「女行」的意義1968年英女王的訪港計劃在67暴動前決定擱置,反而在六七暴動過後,「王室外訪委員會」卻在 1968 年初再次討論英女王來港開水塘的可行性。當時英國外交部認為,香港市民在動盪期間對港督及港英政府展示了相當程度的忠誠及支持 (its people displayed a marked degree of loyalty to the Governor and of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dministration),而安排王室成員訪港正正可以對此予以肯定並提升士氣 (a great fillip to local morale and fit recognition),可見外交部的態度明顯與67年前有重大分別,但礙於中英雙方外交關係仍未緩和,最後訪港計劃一直延至1975年,此行目標為對應後67的香港景象,也在75年那次訪問最後於維港重新放煙花的一幕不言自明。
整體而言,英國外交官對於每次王室成員外訪的地點、時機所傳遞的訊息及作用亦有內部討論思考。在一份1976 年的檔案中 (FCO 21/1485 State Visits to Far East),外交部曾經有商貿官員提出進一步利用王室外訪,為英國謀取商機 (exploit the atmosphere of goodwill generated by State Visits for our commercial benefit),並就此徵詢各部門意見。當時便有數名駐各地的外交官不約而同地認為,英女王出訪最重大的意義並非在於直接可帶來的商機,反而其政治價值往往比任何商業的影響更為深遠 (lasting political value)。檔案中提及例如英女王在 1975 年訪問日本,象徵兩國關係在二戰過後已「開新篇」(the final step in the process of forgetting the war);又例如在 1972 年走訪前殖民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被認為是為國與國之間未來平起平坐的關係奠基 (set the tone for future relationship… as among equals),都能看出當年外交官總結女王訪問時的看法。按照原有慣例,王室外訪應該獨立 (stand on their own) 於其他政治、經濟及商業目的;因此亦有官員認為,如果太張揚地將女王外訪與商機掛勾,則會貶損其原來價值 (diminish the great quality of The Queen’s State Visits… by blatant linking with commercial enterprise)。
英女王後來兩次75年、86年訪港亦被塑造成香港盛事,檔案中亦未有透露曾有帶來任何商業計劃。當然懷念因素複雜,但事實也某程度證明,儘管86後英女王再無踏足香港,97年回歸也由當年為查理斯王子代勞,人們仍會憶及上世紀到訪之處及其風采,或多或少亦達到當時外交官所指的「長遠意義」。
➤「音樂噴泉隨華爾茲起舞」:尤德最後的行程報告
1986年英女王二次訪港後,時任港督尤德在同年十二月向外交大臣匯報訪港過程,亦載於檔案之中 (1987 FCO 972/160 Royal visit to Hong Kong, 1986)。這份解密行程報告雖只有數頁,卻有特殊的歷史價值,若仔細留意文書日期(1986年12月1日),則能發現此乃尤德於該年12月6日過身前準備予外交部的文件,港督於10月接待英女王到港已曾被指健康出問題,反映尤德在他最後時光仍在為女王履行職責匯報,過後數天則於訪京行程期間猝逝。此份向王室總結行程的行文固然冠冕堂皇,亦是一貫由小漁村變大都會的進步論,前言也有略提香港當年仍有其不安及弱處,特別之處在於尤德相當注重交代英女王兩次外訪行程微妙的分別,以及這些分別背後的象徵意義。
明顯看到尤德報告時的用意,對比了75年那次到訪愛民邨公屋,86年那次則在公屋以外加入探訪居屋的環節;86年還有揀選於政府山會見75年還未有的市政局代表,當年「新」的舊立法局大樓與正在減少委任的議員,安排往第35層的新匯豐總行大廈視覺看香港全景變化,行程設計相當突顯相隔十年比麥理浩那時已「更進一步」,亦足見行程到處不僅是展示親民,也在展示蛻變及進步。
除了多番提及英女王到訪紅館被「打咭」,亦有形容英女王走過沙田新城市廣場時的一幕:
“There followed a walkabout through the Sha Tin Town Plaza with every floor packed with people and indoor fountains dancing to the strains of Strauss Waltzes.”
沙田音樂噴泉同樣已逝,史特勞斯的華爾茲已被其他旋律及群眾舞蹈更深印於城市憶記,然而這兩次訪港留下的城市足印,不僅留下了相片、郵筒與硬幣可供懷愐及炒賣,亦是深入認識這裡的身份如何構成,城市如何變遷的起點。
[此文透過更深入整理英女王來訪的本地脈絡,以茲悼念。受開放檔案的數量所限,以下列出有關的檔案參考,未來隨著更多檔案解封或有更多細節,將提供更進一步的思考與發現。]
參考資料:
TNA 1967 FCO 40/136 Hong Kong: royal visits, 1967
TNA 1967 FCO 21/231 Discussions on merits of arranging for a visit to Hong Kong by HM the QueenTNA 1974 FCO 40/582 Meetings of Royal Visits Committee affecting Hong Kong
TNA 1976 FCO 21/1485 State visits to Far East
TNA 1987 FCO 972/160 Royal Visit to Hong Kong, 1986更多60年代及76年的英女王訪港文獻:
“The uses of monarchy in late-colonial Hong Kong, 1967-97,” in Robert Aldrich and Cindy McCreery, eds., Monarchies and decolonisation in A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2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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